【本期主编】：WH
《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中国经济制度功过如何评判？》：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交的税最多，达到全国六分之一，改革开放后上海依然交很多税。当时上海能挣钱，中央一直把上海抓住不放。上海交那么多税，自己就留一点点。汪道涵80年代在上海当市长时就说，上海老百姓生活特别苦，城市基础设施一塌糊涂，家里没有厕所，房子很小，每天早上都是拎着木头马桶，还要点火烧煤炉，所以上海空气污染也很厉害。上海的基础设施为什么没有做呢？没有钱，钱都交到中央来。分税制实施以后，上海的税也是交大头，起码上海25%的增值税可以留在地方，扩大税基之后增值税就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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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中国经济制度功过如何评判？
【研究员】：wh
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1990年代以后，发展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长三角。不能理解长三角崛起，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经济。张五常觉得，长三角最精彩的东西是县级竞争。土地归县管理，地方政府要把土地租给投资者，跟投资者来分享地租。1994年引入增值税后，增值税变成中国的主要税种。投资有办厂就有增值税，增值税是地方跟中央分享，中央拿75%，地方拿25%，这相当于一个分成合约的安排。这种安排他觉得跟他当年60年代写的博士论文讨论佃农理论是一个道理。
【博览财经特稿】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是以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指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竞争。张五常将这种制度视为“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支持者众多，争议也非常大。 关于这个重要话题，原子智库陈兴杰独家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关于地方竞争，张军教授也认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以下是张军采访的正文。 一场“人类最好的制度”公案 原子智库：张老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地方政府竞争。很多人是从张五常教授那里知道地方竞争这个概念。2008年他说了一番话，他认为从县级竞争这里，他看到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十年过去，您能否介绍下他这番话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样？ 张军：那年正是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当时在北京开了个会，“市场化改革三十年”论坛，请了很多经济学家，我也去了。张五常第一个上台做主旨演讲，那时候他已经写了那篇长文，里面讲了中国经济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县级政府彼此之间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角色。一些在场的与会者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当场叫板张五常，现场有些火药味。 原子智库：长三角有什么独特之处？ 张军：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1990年代以后，发展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长三角。不能理解长三角崛起，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经济。 张五常觉得，长三角最精彩的东西是县级竞争。土地归县管理，地方政府要把土地租给投资者，跟投资者来分享地租。1994年引入增值税后，增值税变成中国的主要税种。投资有办厂就有增值税，增值税是地方跟中央分享，中央拿75%，地方拿25%，这相当于一个分成合约的安排。这种安排他觉得跟他当年60年代写的博士论文讨论佃农理论是一个道理。 张五常说，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有个成见，认为分成制是不大有效率的制度。但张五常认为这个认识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他苦思冥想，如果分成合约没有效率，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不可能这么快，所以分成制一定是可以做得到有效率的结果的。他有一天夜突然想起马歇尔的在《经济学原理》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说了什么情况下分成合约才会导致有效率的结果。马歇尔给出的条件是，当“资本可以为负”的时候，分成制就可以有很有效率的结果。 那时张五常还不理解资本为负是什么意思。结合中国案例之后，他突然想明白，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把土地送给开发商，而且把厂房都建好，四通一平、基础设施都全部做好，这不就变成资本为负嘛。基于这样的观察，张五常认为中国的经验其实是满足了资本为负的条件，所以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关于招商引资的竞争，应该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 北京08年那次会议上他就讲了这个理论。我记得他说的是，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经济制度。当然了，现场很多经济学家也许不太能接受这个观点，当时会议安排我和张维迎在他演讲以后评论他的演讲。我说，可以把这个“最好的制度”改成“最妙的制度”。 原子智库：最好的制度和最妙的制度，有什么差别？ 张军：为什么这样改？你说好有价值判断，好坏之分，容易引起不同看法。你说妙就没这么多争议。只要想明白张五常分析的道理，就觉得太妙了，太精彩了。我们不经意当中通过分税制改革，把增值税作为中央地方分成的税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有效结果，导致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反转。分税制是关键，需要理解的钥匙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叫最妙可能更好。 在张五常教授离开会场之后，吴敬琏教授紧接着演讲，他顺便评论了这件事情。他也不同意张五常的判断。 吴老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制，因为这里面有腐败和权钱交易，资源分配上有很多扭曲。张五常持肯定态度，自90年代形成的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应该有相当正面的作用。吴老肯定，这个制度有相当负面的东西。 其实直到今天，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功过该怎么评判？ 地方竞争的腐败和浪费 原子智库：张五常其实还说过，这个最好的制度表面有些砂砾，要把砂砾抹开才看得见好。沙砾指的是什么样？ 张军：我想他可能是说，你们不要老看到我们体制当中有这个问题、那个毛病，其实那些都是沙子。要多去关注沙子里面的金子。他认为我看到的是金子。把沙子拿掉做一点修补或者调整，他认为这个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应该保留，而不是推翻重新来。 原子智库：地方竞争中的招商引资，难免有以权谋私、腐败受贿等现象。这恰恰是普通民众关心的东西，也是他们认为地方竞争非常杂污的部分。有没有办法消除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让地方竞争体制更好展现出优越的一面？ 张军：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在土地批租过程中，设计一些防范，减少招商引资过程中寻租的机会。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堵住一个机会，其实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有没有人做过评估？给定中国的官员治理方式和政治激励，分享增值税这样一个机制，产生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腐败的机会。 199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的腐败机会还是相当普遍。按照张五常教授的想法，这个竞争体制很难得。从国际角度看，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不见得有竞争动力，不要轻易扔掉现在这个体制，但需要改进得更好一些。 的确，金子在淘洗过程中还是有沙子，沙砾能不能清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高度相关。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的增长跟物质资本关联越来越小，而跟技术，人力资本高度相关，腐败的机会就会大幅度降低。所谓权钱交易，拿人力资本去做交易就比较难，拿基建项目相对就比较容易。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比较容易产生腐败。中国的反腐一直没停过，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腐败的机会。 我相信，官员腐败在一定阶段还是可以得到很大抑制，这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而不是运动。我们都知道，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国家腐败依然很严重，使得经济增长跟腐败的关系在统计上变得相当模糊，似乎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并不多见。 原子智库：除了腐败受贿，地方竞争还有一个争议：地方政府可能会滥用权力，胡乱作为，建造大量工业园、产业园。这些建设后来被证明是缺乏效率的。如何看待这样的弊端？ 张军：其实这跟我们看待经济发展的参照有关系。地方政府有上级考核的机制驱动，他考虑到个人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一定会横向之间产生竞争，我们叫锦标赛。在这过程中，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招商引资很大程度要靠税收竞争，我给你优惠税收政策，土地可以给你比较低价的租金，甚至可以免收租金，等等。地方政府会用所谓特惠政策吸引投资者到当地办厂搞生产。 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具有同样激励去干同样的事情，在总量上一定会出现所谓过度竞争，也就是搞了太多开发区，太多高新园区，太多优惠政策，让出太多的土地，等等，使得实际结果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的理想水平。 但是，具体到每一地区，投资者不仅仅看优惠条件，园区面积，他还看这地方的投资回报，而这又跟政府效率、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还有融资成本、产业配套情况等等有关系。如果企业过来内地投资，但它需要的中间品还要到沿海采购，当地缺失供应链，这就会让投资人没有信心。但因为竞争，很多地方政府难免有急功近利的冲动，不完全明白营商环境对投资者的重要性。 政府不该仅仅考虑给多少优惠，还得看你有没有供应链在这里。融资怎样，人才怎样，如果这些东西不具有相对优势，政府就不能在竞争当中胜出，甚至还可能欠债，无法吸引到投资者。 中西部地区有一段时间（乱投资的现象）较明显，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发现问题之后中央政府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事情慢慢得到控制。我觉得，浪费肯定是有的，甚至在一些地方非常严重，但应该说，因为我们总是有纠正，所以整体上没有拖累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程度。 地方官员考核的秘密 原子智库：在您的著作《登顶比赛》这本书里，谈到中国官员任免制度。中央政府会对地方官员有考核的压力，要求他们发展地方经济。这样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张军：我觉得这个机制不是改革开放或90年代以后引入。它有很长的历史沿革。我觉得很多事情今天看起来是否有作用，都不能离开早期发展。中国搞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这样，集权分权反复折腾，改革开放后要搞经济，要推动市场化，中央把更多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层层分权，掌握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地方政府（通常在县区这一级）有一定分配资源的权力。中央政府在总量层面上，大体可以看到地方的表现。 中央的组织部门和有关部委对各地方经济发展和官员的情况还是了如指掌。在中央任命、提拔和调配地方官员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上的分权很重要，没有它，难以形成地方竞争和竞赛机制。 原子智库：地方官员如何看待发展经济的任务？ 张军：我相信，绝大部分地方官员都非常在意考核，为官一任，要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中国人的文化也是这样。不仅地方政府，哪怕事业单位，一个事业单位负责人让他在领导岗位上做一届两届，他也希望有一个好口碑，同事有不错的评价。 地方官员不仅要有口碑，组织部还会对他们进行考核。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在一个地方做了五年八年还没被提拔，难免自暴自弃。一些学者研究后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县或市基层政府，如果官员由于年龄、学历等自身条件，在晋升道路上处于劣势，他很可能就倾向于选择腐败机会，这是官场上的情况。 改革开放的税收竞争史 原子智库：地方竞争有非常重要一块是税收竞争，很多人会认为，地方竞争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你可以评价一下税收竞争吗？ 张军：税收竞争这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献里出现的，他们也有税收竞争。改革开放特别90年代以后，地方有了横向的竞争压力，吸引外资到当地去办厂创业，通常情况首先想到的，是给予税收的优惠。这是非常普遍同时非常标准的特惠政策。 考虑到在发展或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环境和法律执行力薄弱，不如发达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准入壁垒，有各种各样政策障碍和制度扭曲，不容易短时间里全面改革，所以往往搞些特区或特殊政策的微环境来吸引投资，促进发展。这就是普惠制和特惠制的区别。做不到普惠，可以搞特惠制，在这地方搞比较优化的投资环境去吸引投资和产业落后，慢慢通过溢出效应，逐步改进制度，推动经济发展。 原子智库：一开始地方政府手里的优惠措施其实也不多。 张军：一开始优惠政策确实需要。通常情况下也没有钱来支持，所以只好在政策上给予税收优惠。中央对地方也有这种做法。当年搞特区时邓小平讲过，要钱是没有的，你们要自己闯一条血路，中央给地方的就是政策，这个政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税收优惠。广东是最典型的例子，广东成立特区比较早，在分税制以后交税也不是很多，因为中央还是有很多税收支持。中央分税制以后，每年对一些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税收返还，上海对此一直抱怨。 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交的税最多，达到全国六分之一，改革开放后上海依然交很多税。当时上海能挣钱，中央一直把上海抓住不放。上海交那么多税，自己就留一点点。汪道涵80年代在上海当市长时就说，上海老百姓生活特别苦，城市基础设施一塌糊涂，家里没有厕所，房子很小，每天早上都是拎着木头马桶，还要点火烧煤炉，所以上海空气污染也很厉害。上海的基础设施为什么没有做呢？没有钱，钱都交到中央来。分税制实施以后，上海的税也是交大头，起码上海25%的增值税可以留在地方，扩大税基之后增值税就会越来越多。 90年代以后，税收竞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当年外资大部分都是香港过来的，他们非常看中这个税收优惠。取消税收三减两免后，很多企业就离开了。据说英特尔当时因为没了税收优惠离开上海，搬到西部。所以说，特惠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税收优惠在特殊领域和行业中偶尔还有，作为产业政策来讲的话，可能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现在提倡国民待遇，要一视同仁，没必要再对外商采取税收优惠，但在某些领域给予税收优惠，还是有必要的。 原子智库：地方竞争过程中，除了土地和税收优惠，还有没有其他招商引资的手段？ 张军：常用的基本就这些。一般来讲，我觉得外商们除了关注特惠政策，还看中当地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大部分进来的都是加工制造业，供应链和产业链配套很重要，多数企业早期去广东，现在去长三角，就是因为本土民营企业发展好，制造业所需的零部件、中间产品都能够在当地找到供给方。现在深圳所谓硬科技产业需要大量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不是从海外来，而是从深圳周边县级市像东莞惠州这样的地方来。 长三角在计划经济时候有很多乡镇企业，他们偷偷利用周末时间办厂，请上海的师傅、工程师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帮忙。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乡镇企业很发达。乡镇企业在90年代基本上都民营化，看日本、韩国、美国的公司到长三角投资就比较容易。不仅仅是因为优惠政策，而且是当地制造业链条非常广。 原子智库：在我看来，近几年地方竞争变得不再激烈，中央财政部门要求清理“税收洼地”。张老师您认为现在中国地方竞争还有没有潜力？地方竞争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事情？ 张军：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放到今天看，我觉得还找不到一个概念能比地方竞争能够更好来刻画，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很像早期欧洲，每个城市之间有竞争，整体经济发展比较快，但在竞争基础上也会形成很多合作。过去竞争是按行政区划，整个经济分成一块一块的，美国经济学家在早期把中国经济叫做蜂窝经济。 市场发展有一个规律，有时它需要突破行政的壁垒，在空间上整合。过去一家公司过去在一个地方投资，这地方可能就不希望这个公司的东西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其实也没关系，如汽车行业，上海制造业在江苏浙江安徽都有投资，行政区划对它没有特别大的限制。现在空间概念越来越受关注，区域一体化、湾区经济等都是空间概念，市场力量大过政府之手时，就会出现空间聚集和超越行政权力的整合的现象。 环保抑制地方竞争 原子智库：现在中国地方竞争削弱的因素有哪些，这个理论还有哪些应用的价值？ 张军：现在都市圈、城市群这些概念在出现，让地方经济的合作多过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依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竞争的基础。我举个反面的例子吧。 这几年，中组部加强对地方官员关于环保的问责制，地方经济发展再好，环保不达标，要问责地方官员。你可以检验，这东西引入以后地方政府行为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最近做了个研究，很有趣的是，这东西是14年引入，引入以后，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开始大幅调低，因为有环保考核，所以地方官员得把很多精力放在环保上，搞环保就会限制很多投资，很多投资商不来，经济增长就下来了，所以最好把增长目标要调低。如果把目标像原来那样定的话，是完不成增长目标的。 地方上差不多同一时间开两会，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基本都一致调低了，280多个地级市都这样干。此外，引入对官员的环保问责制以后，他们不仅调低增长目标，而且基本上实际完成增长充分接近这个目标，而不再超出这个目标。 从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增长目标都会高于全国增长目标，比如全国两会GDP定的增长目标是8%，到各省都会变成10%，第二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下，他们会超额完成目标，很多地方都超额好几个百分点，这就是典型的竞赛。 现在你会发现，第一目标充分调低，第二地方政府不愿超额完成这个目标，定6.5%就是6.5，实际完成的就是接近于这个目标。如果不是基于竞赛原则，他不会出现这种行为上的改变。 现在考核纬度的指标发生变化，GDP不像过去那样重要，污染防控变得重要，政府官员得考虑污染防控。也就是说，在个人仕途关心的目标函数里有好多变量，以前最主要的变量是GDP增长，现在可能就是环保，问责制底下环保权重特别大，他的竞争行为就改变了。（来源：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对话：陈兴杰）
政经观察
一连串爆发的重大事件足以让每个人警惕下半年
【研究员】：wh
早在2017年11月，央行就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共同起草了《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意见稿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从那以后，就是五部门联手打破刚性兑付的开始！但是，当时意见稿出来后，涉事的都是一些中小上市公司的债券以及P2P、网络理财贷款平台的一部分产品。比如当时龙力生物债券违约、钱宝网崩盘等轰动一时的事件。很多不嫌事儿大的当时还在等着看热闹，瞅瞅看哪家平台先出问题，却都没有想到，这场暴风却愈演愈烈。
【博览财经特稿】这两个月来，一连串接连爆发的重大事件必须要让每个人警惕！暗流之下，危机汹涌！ 前兆！前兆！ 任何事情都不是独立的： 5月，包商银行被银保监会接管，5000万以上对公存款和同业债务由接管组和债权人协商； 6月10日，贵州银行公告由于14.5亿同业存款在包商银行，确认减值损失1.74亿，同时包商银行的9.1亿理财不承担投资者投资该产品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6月，正在IPO的中泰证券爆出5.5亿大户专项私募产品爆雷无法兑付； 5月，中泰/渤海/中民投涉及部分信托产品到期无法兑付； 6月第一周，不断有爆出各类质押式回购交易涉及违约； 5月，康美药业、康得新等上市公司财务纷纷炸表后，股票暴跌，公司债也出现暴跌； 5月，续乐视网后，海润光伏、华泽钴镍、众和股份、上海普天等上市公司纷纷面临退市，涉及股东高达近百万人之多…… 剩下的事儿也不敢说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其实背后就是想告诉你三个事情：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入；打破刚性兑付进入深水区；大的金融体系缩表。 其实早在2017年11月，央行就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共同起草了《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意见稿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从那以后，就是五部门联手打破刚性兑付的开始！ 但是，当时意见稿出来后，涉事的都是一些中小上市公司的债券以及P2P、网络理财贷款平台的一部分产品。比如当时龙力生物债券违约、钱宝网崩盘等轰动一时的事件。 很多不嫌事儿大的当时还在等着看热闹，瞅瞅看哪家平台先出问题，却都没有想到，这场暴风却愈演愈烈。 从小平台到大平台，从P2P到信托公募，从网贷公司到券商银行，从中小板公司到康美药业、康得新这种大白马股。一切，出乎了很多人预料。 投资不过山海关 当一连串的事件接连交叉发生后，我们回想，这些年金融体系里，积累的信用风险到底有多大？！ 近几年，随着金融全面创新转入金融供给侧改革，很多过去的庞氏不断被掀开。 袅袅盈耳的金融理财经理再也没精力去推销产品，而是不断的接到客户的投诉电话，处理后期纠纷。 当我们静下来冷冷静分析一下，很多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GDP增速下滑已经好几年，从10到8再到现在6.5，众所周知，没什么需要隐瞒的。 伴随经济增速下行，违约率增加这其实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现象，企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主体基本单位，下行期不可能你好我好大家全都好，这是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欧洲都发生过这样的周期。 从前两年的东北特钢、大连机床、丹东港集团等巨额公司债违约，到乐视、康得新、康美药业等明星公司。内部确出现了问题。这些事件也谈不上黑天鹅，出事前都有预警。 我们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的，很多趋势，都是明牌。高层曾经多次讲过，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很多人当时还可能不能深刻的理解高层的意思，但是现在经历这么多事件之后，相信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深入骨髓。 今年3月5号两会期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组改造高风险机构，有的可能会退出市场，有的会兼并，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行业也需要淘汰落后、引进先进的机制。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金融供给侧改革也要进入到深水区了。 从银行货币学的角度来讲，金融行业是提供信用创造信用的，而信用的创造带来派生货币，也就是信用货币。 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就像2015年落后产能供给侧改革把煤炭钢铁厂子关掉一样，要把金融行业里一些落后的“工厂”产能关掉。 包商银行背后的意义远比你想的更重要，同业规模大幅收缩，意味着影子银行的逐渐湮灭，小金融机构未来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会大大的降低。 对于全国金融系统，包商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背后所折射的意义需要深思。 更微观的角度 最后聊一些微观的事情，从微观反推宏观。很多人搞不清现在货币环境是松是紧，讲真的，搞不清就对了。 这两年表外回归表内，表外的资金直接坍塌。要知道，表外可是有二三百万亿的规模。而由于表外资产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公布途径，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的太详细。所以很多人只看到表内数据，而没有观测表外的变化。 而表外坍塌的时候，如果想不造成社会的流动性危机，那表内就得有点反应。如持续降准，如银行营业部加大放贷力度。 最近有很多开公司的朋友讲，银行现在都是主动打电话，逼着你贷款。有的银行把企业的纳税记录调过去，查一下，不需要抵押质押，直接几百万打到公司账上，利息很低。这一切也都印证了，派生货币开源的逆转已经在发生。 但是，这些拿到钱的企业老板们你们也想好了，风险还没释放完毕，这钱你最好别乱花，小心出去回不来。 而很多粉丝问我哪儿还有高回报或者薅羊毛的产品，我只能告诉他：你想高回报，你想薅别人的羊毛，早晚自己要被别人薅干净！ 总之，下半年，一定要看好你的钱袋子，一旦闸(feng)门(xian)开始释放，又有多少人能跑出来？而三季度，即将爆发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文里如提必被删，谨慎为妙。（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怜悯”示弱只会换来更大攻击 特朗普真正目标是“双输”
【研究员】：wh
中国一些势力声称，只要中国向美国让步或求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将会停止攻击，这有悖于事实。相反，这样的政策将导致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这源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是为美国寻求双赢，而是创造双输的目标——只要美国遭受的经济损失是“适度的”就行。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立场逻辑意味着，任何中国地位的削弱、任何美国痛苦的减轻，都会加剧特朗普政府的具侵略性，而不减少。这说明，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与中国取得双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接触，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但这不适用于特朗普政府，因为其不想“赢”——它只想寻求某种“输”——只要这种“输”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不足以威胁特朗普的连任就可以。
【博览财经特稿】“至少有其他两个组织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大于白宫——美联储和中国共产党。特朗普不能直接控制它们中的任意一个。”这一直白的分析出自西方最资深、最严谨的金融专家之一、彭博社高级编辑和英国《金融时报》前首席评论员约翰·奥瑟斯（John Authers）。这段话概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它还概述了中美各自在贸易战中的相对优势，点明了美国政府攻击中国的策略，断言了唯一可以防止特朗普政府实现其阻挠中国发展目标的政策。 就中美贸易战中国方面的反应而言，人大重阳研金融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对特朗普政府“经济侵略”的反应，进行了极为正确的分析。王文在其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文章中指出：“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高度拥护国家对美国霸凌主义行径的反制政策，当下的恐美情绪主要存在于部分社会精英层中。 比如，在微信、微博、新媒体及坊间、饭局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言论、段子、漫画、数据甚至一些传言、谣言，论证中国反击措施的无理，歪曲中国斗而不破的立场，描述中国正在恶化的现状，勾勒中国终将失败的未来。还有一些人片面采用一些数据与事例，夸大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劲，美化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健，虚构美国与国际盟友们的团结，编造美国社会精英的友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表现及操纵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势力的所作所为，从外部充分印证了王文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中国任何寄希望美国“怜悯”的示弱，都只会换来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攻击。 特朗普的软肋——选举和金融 任何对美国形势的分析，都不能忽视特朗普面临的最重要的日子——2020年11月3日（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日）。确保连任是他的至高目标，并因此决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为此，三个时间框架至关重要。 1、金融市场事件的影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在某些情况下是分钟/小时，几乎总是在几天到几个月内产生强烈影响。 2、2019年到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这必然是影响特朗普2020年连任的负面因素。经济增长放缓会与美国消费税政策产生的不利影响相互作用，导致诸如消费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下跌。 3、试图通过强迫或者忽悠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减缓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速。这也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力在中短期内减弱，从而降低中国对他国的吸引力，以此削弱中国在贸易战中与他别国的同盟关系。 这三个时间框架印证一个基本事实——尽管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甚至与一些美国前总统，都可以建立双赢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是个例外。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用事实承认，其政策给美国经济施加的痛苦将会让美国成为输家，而他们现在所作的只是试图努力确保中国比美国输得更多。 特朗普政府最近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援助的计划，以补偿他们因美中关税战升级所遭受的损失。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美国农民的救济金是由其他美国纳税人买单。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有人认为墨西哥应该支付隔离墙费用，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有人觉得中国应该支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拯救美国农民的计划。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的。” 来自权威的西方经济研究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该机构与中国并无联系）的数据显示，特朗普关税影响更多的是美国民众：“中国制造业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抑制通货膨胀，让美国消费者的钱包更充裕……与中国的贸易可令美国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考虑到对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盟友们的负面影响，彭博社等机构估计，如果中美打一整年的贸易战，全球经济的损失将高达6000亿美元。 除这些关税影响外，特朗普政府同样关注来自消费者的抵制，或针对企业的限制对美国公司造成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将会等同于美国政府施加给华为的伤害。 比如，《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的直接目标不是简单地或主要地停止芯片和软件的供应，而是要摧毁华为产品在西方的消费市场，因为西方消费者希望保证能够获得谷歌产品的后续服务：“谷歌(Google)上周决定停止将其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出售给华为用于新手机，这在中国掀不起大浪，华为应该能够说服国内买家切换到其在开发的操作系统。”但在国际市场上，消费者更倾向于安卓系统。 独立分析师温莎（Richard Windsor）估计，失去谷歌生态系统“很可能会使华为失去中国境外市场的全部智能手机出货量。”但《金融时报》同时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报复将对美国最重要且最具品牌价值的公司之一——苹果造成毁灭性的财务影响：“北京有报复的余地。其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阻止其进入其市场——高盛分析师估计此举可能会使苹果的每股收益减少近30%。”这也是美国公司害怕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以及特别担心中国公布的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其财务状况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 这些具体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其政策可能开始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痛苦，但能限制这种损失。讽刺的是，事实正好相反。因此，中国要想打赢贸易战，就得给美国经济造成痛苦，痛到让想要连任的特朗普难以招架。 制造这种痛苦是可能的，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虽然与美国消费者、农民和盟友有关的数额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还是可以搞定的，比如给美国农民的160亿美元的补贴。然而，贸易战给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的潜在影响之大，连6000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损失与之相比都算是个小数字。全球经济一年损失6000亿美元，低于美国金融市场单日可能损失的数额，而160亿美元的损失可能在几秒钟内发生。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规模庞大，特朗普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超过30万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市场或16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大幅下跌给美国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危害特朗普政府稳定。 对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所有三个时间框架的分析，可能需要单独写三篇文章或一篇长文。这里暂不作详细分析，下文将仅就其中最迫在眉睫且影响最大的首要问题——中美贸易战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美国，总统无法控制金融市场 本文开头引用的约翰·奥瑟斯的直白分析，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美国总统在国内经济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与中国普遍的看法不同。与中国相反，在美国政府体制下，总统对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几乎没有直接控制权——美国没有大型国有经济部门可由总统指挥以增加经济的活力，联邦预算由国会而不是总统决定，根据美国法律利率是由美联储而非总统控制。 引起奥瑟斯注意的是，中国自己就是贸易战中的新要素，这也是美国总统无法控制的。事实充分证明，现在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非常大。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清楚地用数字描述了这点：“星期一（5月13日），中国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随后美国威胁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些动作被认为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超过600点、跌幅约为2.4%的主要原因。由于美股的总市值约为30万亿美元，这一跌幅代表美股损失7000多亿美元。 中国针对特朗普的举动，将美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直接导致美国股东损失7000亿美元。为举例说明这一直接影响，奥瑟斯指出，当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后的一周内，中国并未做出反应时，美股没有明显波动，而当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后，美国股市瞬间做出反应：“公平地说，华尔街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对美国加征中国商品关税进行报复。上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的负面反应出人意料地缓和下来。周一，在中国在美国投市开盘前公布反制措施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跌幅超过了上周的水平。” 奥瑟斯认为，中国的应对技巧日益娴熟，他同时指出此举对美国市场造成的影响：“问题在于，中国越来越知道如何应对。中国知道，攻击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摧毁道琼斯指数。因此，其不仅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而且特意在中国夜间、临近美国股市开盘前宣布反制措施，以达到报复的最大效果。” 如上文所述，美国股市单日损失7000亿美元，超过了贸易战带给全球经济一年的预期损失，是特朗普对美国农民160亿美元补贴的40多倍。但即便如此，与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损失相比，这个数字也很小。正如奥瑟斯所说：“过去五年，最令美国市场恐惧的事件是中国人民币在2015年突然贬值。” 人民币贬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2015年8月10日至8月24日的仅仅14天间，人民币汇率下跌3.0%。8月25日，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随之下跌11.2%。根据当前美国股市市值衡量，这相当于美股损失3.8万亿美元，是中美贸易战带给全球经济一年预期损失总额的6倍，是特朗普对农民补贴金额的200多倍。 上述数据并非是向中国建议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和制作经济政策时，中国必须考虑诸多因素。一些关键信息只有参与谈判的人才知道。此外，中国不仅必须考虑到制定的政策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对美国的影响。但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特朗普政府对此非常敏感。相关的金融数据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影响比关税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影响来得更快更大。 特朗普的真正目标是“双输” 鉴定中国可能给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造成多大程度的痛苦至关重要，因为事实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目的并非为了改善美国自身的现状。彭博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题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残酷逻辑：可能并不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中，精辟准确地总结了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正如王文指出，除了买办在为中国向美国道歉外，特朗普政策的这一逻辑在中国现已广为人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引述一下彭博社的分析，以下这段话从美国视角极为贴切地总结了特朗普政府的逻辑： “贸易战使美国付出了代价。经济学家的数据证明，关税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在了美国消费者身上。换句话说，消费者为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上升了……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价格增加提高了美国制造商的开支，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报复伤害了美国农民……因此，随着损失的增加，似乎没有理由继续进行贸易战。然而，特朗普却在变本加厉。那么，原因何在？ 如果特朗普想延缓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速度，贸易战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如果对美国的伤害是适度的，而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严重和持久的，特朗普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前一种损失可以接受。基于这种逻辑，‘地缘政治而非美国利益最大化至上’是总统的真正目标。” 换言之，正如在农业补贴方面已经表明的那样，特朗普政府并不认为，关税和其他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形式有利于美国经济繁荣，相反它们会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推行保守主义政策，阻止中国实现繁荣和民族复兴，特朗普还是决定宁愿让美国民众和企业遭受痛苦。但这项政策要求“对美国的伤害是适度的”。问题在于，加征关税越多，尤其是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那么不仅对美国金融市场，对美国消费者（即美国选民）的伤害就越大。 奥瑟斯指出：“与此同时，未来美国仍然可以加征更多关税，但目前为止其选择攻击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受消费者重视的。任何进一步的关税转嫁到消费品中，价格上涨就将是显而易见和痛苦的，甚至可能再次推高利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比关税的直接影响严重得多。 一旦了解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标，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不在于改善美国经济或提高美国民众的经济地位，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为什么不会因为中国让步或寻求双赢而停止。中国一些势力声称，只要中国向美国让步或求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将会停止攻击，这有悖于事实。相反，这样的政策将导致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这源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是为美国寻求双赢，而是创造双输的目标——只要美国遭受的经济损失是“适度的”就行。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立场逻辑意味着，任何中国地位的削弱、任何美国痛苦的减轻，都会加剧特朗普政府的具侵略性，而不减少。 这说明，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与中国取得双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接触，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但这不适用于特朗普政府，因为其不想“赢”——它只想寻求某种“输”——只要这种“输”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不足以威胁特朗普的连任就可以。 从这种情况来看，唯一能阻止或者迫使特朗普政府停止攻击中国的方法，是令美国遭受的损失大于预期。也就是说，从特朗普政府的利益角度来看，经济损失太大，他们会无法承受。如上文分析，很明显特朗普的忍受度并非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考量，而在于是否会影响其连任。总的来说，只有当美国遭受的经济损失足够严重，危及特朗普连任的机会，特朗普政府才会停止对中国的攻击，而去选择“双赢”的结果。 让特朗普回归理性，中国应该怎么做 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后，特朗普本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很快证实了美政府这种“双输逻辑”演化而来的策略： 5月5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当时中国并没有宣布对策，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天仅下跌0.5%。 5月13日，中国宣布反制措施，标准普尔500指数单日下跌2.4%。正如拉里?萨默斯指出，美国股东单日损失7000亿美元。 接下来的一周，特朗普政府宣称贸易谈判将恢复，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结果标普500指数应声上涨1.7%。 在美国金融市场有所复苏后，特朗普又对中国发起了新的攻击，要求美国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后，才能向华为出售组件和软件。 中国随后在5月23日对此作出强烈回应。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四下跌286点……此前一位中国官员表示，如果美国愿意继续谈判，应该以诚意，‘调整错误行动’。道琼斯指数本周下跌0.7%，连续第五周下跌，创2011年以来的最长下跌周期。” 为应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下跌，特朗普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软化立场并当场宣布，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很有可能”回到正轨，华为问题可能会在该谈判中得到解决。 这种短期模式非常清晰：当中国不作出反应，美国金融市场没有下跌时，特朗普会继续攻击中国。相反，当中国作出强烈反应，美国金融市场下跌时，特朗普则会软化立场，对中国示好。 特朗普的长期应对模式与短期应对模式如出一辙，他会根据中国的反应切换自如地强化或软化立场： 2018年，当美国经济增长有所加速、经济周期经历正常的上行波动以及股票市场强劲时，特朗普对中国主动出击，推出第一套反华关税，并威胁将其扩大到更广泛的商品范围，将税率提高至25%。 然后，2018年末，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美联储不得不加息，美股下跌。为应对这种局面，2019年初特朗普软化立场，将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10%提高至25%的期限推迟。 当美国经济似乎在2019年第一季度复苏，美联储暂停加息，美股上涨时，特朗普随后宣布对中国采取新一轮攻击，将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 一言以蔽之，当特朗普政府觉得自己处于强势地位时，就会加大对中国的攻击；当特朗普政府因为美国金融市场遭受的痛苦而底气不足时，其对中国的立场就会回归理性。 从真正的战争到贸易战——历史给出了答案 虽然上述分析清楚地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为何不回应双赢框架，而只在意美国遭受的经济痛苦会否危及特朗普连任的原因，但为避免任何误解，有必要指出，美国会避免和中国决一死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特朗普对美国长期利益的兴趣比大多数总统都要小。对他来说，那些明确危及他2020年连任的经济痛苦是唯一不可接受的。 举一场战争的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点——这是一场是真正的战争，而非贸易战。这场战争——越南战争以美国认输告终。当时的越南政府的应对策略很有技巧，以政治影响达成了军事目标。越南战争中的两大进攻战役——1968年的春节攻势和1972年的复活节攻势，均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年发动的。这两场战役都没有导致美国军事失败，但对美国总统的政治伤害确保了越南的胜利——林登·约翰逊在春节后由于连任无望不得不放弃竞选，尼克松深信他作为总统的地位将受到战争的威胁，于是他于1969年后开始逐步撤军，1972年复活节攻势后决定撤出全部美军。简言之，越南战胜美国，并非是在军事上全面战胜美国，而是给美国总统带来政治伤害，以至于其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撤军。越南的军事斗争是其对美国取得决定性政治胜利的手段。 但美国遭受政治失败的前提是越南敢于与美国进行军事斗争。如果越南停止给美国带去痛苦（比如未让美国遭受巨大的战争代价或人员损失），那么美国不会撤军，反而会加大对越南的攻击。这可以从美国取得巨大胜利的相反例子——苏联解体中看出。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选择向美国求饶。但美国并没有因此放过苏联，反而加大了对苏联的攻击，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俄罗斯总统普京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解体后，美国并未收手，而是对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继续攻击，比如将几乎所有东欧和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北约，并对在俄罗斯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的邻国乌克兰发动攻击。 美国当前攻击中国的策略，充分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在于都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的“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为避免双输，中国一直寻求与美国实现双赢，而非对抗。但是，一旦特朗普政府开始与中国进行双输的对抗，那么这样的斗争只能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赢得。只有给特朗普政府施加足够的痛苦，才能让他们认识到最好抛弃“双输”战略。而他们衡量这种痛苦是否可以承受的标准是特朗普连任的机会。 幸运的是，中美当前的斗争是经济战争，而非真正的战争。经济战争中的轻型武器，不是步枪和左轮手枪，而是针对农产品的关税和所需要的补贴。中型武器是消费者抵制，重型武器则是上文所分析的对美国金融市场施加的影响。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标志，因为中国现在只需要应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攻击，而在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必须应对军事入侵。 特朗普政府决心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示弱或求饶，否则只会导致其变得更具侵略性。主导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的最终目的，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确保这一点的最终手段是设法令中国重蹈苏联覆辙，如同前苏联一样遭受历史性灾难。 上文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形势的分析，充争印证了其他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本文解释了特朗普政府不能在双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原因。同时表明，基于特朗普政府的“双输”立场逻辑，美国金融市场形势是特朗普最敏感的痛点，而这也是中国对付美国的着力点。（来源：经济深观察 作者：罗思义）
人物广角
曾被“封疆大吏”们认识的“铁腕”王军
【研究员】：wh
在中信的大体系中，论名气，一度最高的其实是李士林，因为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在“工体不败”的年代，阿森纳、AC米兰等国际劲旅都败走工体，北京国安自此高光，李士林也成为中信体系内，被公众认识最多的人。多年之后，当罗宁等“后辈”们以罢赛的方式发起中国职业足球的G7革命，甚至要与中国足协决裂之时，还是李士林发话，让国安与足协和解。而有更多的说法是，真正说出这句话的，是李士林的老板王军。
【博览财经特稿】从北京东三环向东南方向驱车几十公里，一座体量巨大的仿古建筑在地平线升腾起来，那里便是“天下第一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以巨大和空旷而著名，一度能让外界对此有所关注的，便是昔日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训练基地，设在这里。 时常，会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在众人陪同之下，远远看着这支足球队进行训练。他是王军，开国元勋王震的之子，中信历史上最重要的掌门人之一。陪在他身边的通常是李士林，他说着标准的北京话，时而会穿着一双布鞋。 李士林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而王军，是李士林的“老板”。搜索记忆，存于我脑海中的关于王军的第一个画面，似乎来自于央视昔日的王牌节目《足球之夜》。那时，巴塞罗那队访华，足球之夜播发的一则新闻这样写道： 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接见”了巴塞罗那俱乐部代表。是的，“接见”，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日前，传来王军去世的消息，距离那一期《足球之夜》，已经过去21年。 中信里的“年轻人” 王军不苟言笑，留着平头，后来年纪渐长，头发变得花白，却仍然茂密，他保持着这个发型。王军说话，一般都是短句，不习惯铺垫，陈述句居多，没有太多的语气助词。这种语态，通常会打消他人与他争辩的念头。他很少身着成套西装，甚至从来不打领带。 与一贯谦和示人的中信创始人荣毅仁不同，王军符合一切关于“铁腕”人物的预想。这或许与他出身行伍有关。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系的毕业生，学的是导弹专业。毕业之后，去了武昌造船厂任军代表。在那里，他与华罗庚相识，由此一同往返于中国南北的各家企业，推广华氏的优选法。身为当代著名数学家的华罗庚曾对身边人说，王军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令他敬佩。 1979年，王军38岁。那一年，中信正在筹备当中。创始人荣毅仁决定要启用一批被后来称为“60、70部队”的“人才”。王军便在这个范围当中。同在这个范围中的，还有时年37岁的叶选基，他曾经担任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武官。 那时候，王军的名字并不显眼。如在一串如今看来十分显赫的名单中，还包括经叔平，那一年他已经61岁，他是荣毅仁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其时，他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十几年后，他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创始人。 那时的王军，是中信里的“年轻人”。 中信有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全称是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荣毅仁觉得太长，干脆把首字母拼在一起，形成了“CITIC”。荣毅仁还自己设计了中信的LOGO，这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选择了抽象的，两扇已经打开的大门。 至今，这个LOGO仍被中信沿用，不曾更改。1979年，一位美国商人、荣毅仁的挚友看到这个LOGO之时，便问荣毅仁，“两扇大门，左右敞开，是表示开放政策吧”。 如果说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当时中信的顶层设计者，王军和中信的其他年轻人，便是执行者的角色。设立中信，议定由财政部出资。不过，在中信草创的那一年，财政部的资金很长时间没有拨付到位，而王军这样的“年轻人”，早已迫不及待。 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自己拿出了1000元人民币，交给王军，让他去采办购置信纸、信封、电话等办公用品。 那时的中信，甚至还没有公章。《荣毅仁》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场景：“他们从中国银行借出盖有天安门图章的文件来复印，刻好图章，才拿到开办费”。那笔开办费，还是财政部预借的，50万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 荣夫人对王军已经很熟悉了，因为王军就是那个因为要处理工作，而带头睡在地上的年轻人。 中信的历史进入“王军时间” 王军的睡眠好，入睡快，在中信当时是很出名的。他自己都承认，“倒头便睡”，“有时候5分钟就能睡着”。长辈们有时候会说，这很像他的父亲。行军打仗之时，睡觉的机会无比宝贵，很多解放军战士练就了跑步也能睡觉的本领。这并非传说。 还有人用八个字形容王军，“刚毅深沉，威而不猛”。他喜欢体育运动，从小学就是这样，中学更是如此，各种科目、各级校队留有他的名字和成绩。他特别喜欢对抗性的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撞不到一起的运动，我都不参加”。足球就是他钟爱的运动之一，这也为后来，中信接手创办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打下了伏笔。“国安”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到1993年，王军发现自己睡不着觉了。那一年，他已不再是中信的“年轻人”， 而是中信的总经理。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对抗：与时刻变化的市场环境对抗，与中信内部陋习惰性对抗。 1993年3月，荣毅仁向王军交出了中信的权杖。在交接会上，王军的话语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荣老板在的时候建立了中信的良好信誉，我们只有克服困难，再接再厉。” 中信的历史，进入了“王军时间”。 在中信的大体系中，论名气，一度最高的其实是李士林，因为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在“工体不败”的年代，阿森纳、AC米兰等国际劲旅都败走工体，北京国安自此高光，李士林也成为中信体系内，被公众认识最多的人。 多年之后，当罗宁等“后辈”们以罢赛的方式发起中国职业足球的G7革命，甚至要与中国足协决裂之时，还是李士林发话，让国安与足协和解。而有更多的说法是，真正说出这句话的，是李士林的老板王军。 1993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尚在筹备之中，王军和李士林更多的对话，着实是中信的经营。后来，李士林曾回忆，在一个活动上，王军和他说，要准备1500万现金，李士林以为“老板”要上什么项目，哪知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三个字：“发工资”。李士林大为惊讶：难道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由于中信的特殊性，王军接过权杖时的中信，资产报表很是漂亮，但流动资金却十分匮乏。他曾向下属要来一份中信在国内投资项目的报告，看完之后，他骂了一句“国骂”：妈的，1000多个项目没几个好的。于是，在中信系统更大的范围内，王军的“铁腕”初露峥嵘。 刺刀见红的战略研讨会形成三个共识 对日后中信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研讨会，在王军的力推之下召开。开会之前，中信的很多人仍把这次会议看做“务虚居多”。但是，王军在开场发言就把这种想法“粉碎”了，他说，“不要装模作样，扭扭捏捏，要就要刺刀见红”。 在整个会议上，中信的成绩没有被提及，甚至一次都没有。在这个会议上一些发言者的名字，将在多年以后变得声名鹊起。如秦晓，他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司对借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高负债比的资本结构长期不能得到改善，中信发展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那时的秦晓，是中信公司的副总。多年以后，他将成为另一个重要国企——招商局的掌门人。后来，他还成为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委员。 在那一届的政协委员经济界中，还有王军，不过，他很少发言，甚至来到分组讨论现场的时候，也不是太多。 在这个刺刀见红的中信战略研讨会上，最终形成了三个共识：第一，战线拉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而且，投资效益太低。第二，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处理不当。也就是子公司利润向母公司并表，但是，母公司手里并没有钱。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王军向李士林伸手要钱发工资的那一幕。第三，“外汇-人民币-外汇”的运营方式，承受着巨大压力。 那时，以实业为主的中信，负债率一度到达90%。王军开始失眠，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回忆说，那时他几乎试遍了各种安眠药。 王军的“咄咄逼人”自此被中信当时的“封疆大吏”们认识。他把这些人集中调到北京来开会，子公司必须按季度将应缴利润缴纳到集团财务部。他还警告这些“封疆大吏”们说，子公司不能擅自经营国债、期货、证券业务。 有人对此表示不解。但就在王军的这次“铁腕”警示之后，中信上海公司在伦敦期铜市场溃败，造成4000万美元的亏损。王军勃然大怒。上海公司总经理高孔谅被撤职。王军还警告子公司，如果置总公司的命令于不顾，产生损失，要追究法律责任，并进行适当经济追索。 几次重大损失事件的处理，让庞大的中信系统，彻底“认识”了王军的“铁腕”。自此之后，王军以如此口径和风格处理了包括生产一代国民神车的“广州标志505”的广州标志汽车债务危机，成功完成债转股谈判。 慢慢的，王军可以不借助安眠药入眠了。不过，他经常也要在睡前思考很长时间，因为，他要考虑中信的下一步布局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证券牌照收上来。 王军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常振明。后者将在孔丹之后，继任成为新一任的中信掌门人。常振明办事严谨，对待王军交给的“收证券牌照”任务，如期完成。在向王军汇报时，他说，“基本完成了”。 王军很敏感，他知道这个“基本完成”的说法，就是还有个别人不交。他问常振明是不是李顺生，当时担任中信兴业的总经理，常振明答“是”。于是，王军把李顺生叫到办公室。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王军语调不高，甚至平和。他往李顺生面前摆了一张纸、一支笔说，“你交不交？交就让常振明过来，不交，你就在我这写辞职报告”。李顺生面对王军，显然没有别的选择。 王军的“铁腕”，首先谋局于证券，是因为他心中早有“中信证券”的打算，而中信证券的首任掌门，便是负责收牌照的常振明。事实证明，王军的谋局决断颇为准确，在完成了多家国有和重要企业的IPO后，中信证券声名鹊起，然而，这仅仅是王军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步子要走。 王军真正寄望的是混业与金控 在一步一步前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前，王军仍然要面对中信高负债率的问题。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中央财政不会再给钱。朱镕基随即问，打算怎么办。 王军很快回答说，“打算卖一些资产”。说这话时，王军想着中信泰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王军此时其实已经有初步考虑的方案。即在当时市场股价较高的情况下，向荣智健家族以及管理层出售中信持有的股权。当时，香港资本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管理层和荣智健家族对于中信泰富，也有着比较强烈的收购意向，这种意向，曾几次向中信表达。王军并非没有顾虑，但是，他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中信最终以33港元/股的价格，把所持中信泰富的股权卖给了荣智健家族。荣智健非常高兴。但此时，身在北京的中信集团一些重要班子成员，还不知道呢。 曾有人问，“国务院同意了么？”。王军没有直接回答，“做了就做了，能收回来100亿，我们资本金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在签转让协议的时候，要将留在纸面上的签字日期改为当年12月31日。 这又是一个王军式的“行动”。 历史总是轮回。当下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到来时，荣智健还会向中信求援，而到那时，荣智健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中信泰富，又将重新回到中信手中。而那时，奥运已经来到北京，连鸟巢“都是”中信的。 这将是在将近1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就在王军顶住巨大压力完成这笔交易之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袭来。这100多亿元的现金，对于中信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这让中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又一次金融海啸。在那之前，王军主导之下，中信已经作为联合体，与城建一起拿下“鸟巢”，那是奥运会的主体育场，王军亲自挂帅，曾经给他筹集1500万发工资的李士林担任副手，这样的高阶阵容，中信历史上绝无仅有。 2006年北京盛夏的国安宾馆，所有的中信高管都齐聚于此。王军要退休了，那一年，他已经年届65岁。孔丹成为了他的继任者。在那里，孔丹哽咽，常振明落泪。王军自己倒是非常释然。 2019年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鸟巢和水立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建工程。这里，将在3年之后的春节，迎来冬奥会。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 这一年的盛夏，在北京CBD核心区的东三环路东侧，一座仍在建设的超高层建筑已经封顶，正在拆除着各种施工机械，她被命名为中国樽，是中信集团的总部新址，还是北京新的高度。 站在中国樽的顶上向西北望去，京城大厦静静矗立，一个人与时代的背影，将被放置在那里。（原创：攸克地产 作者：攸克）
空壳公司多的连内部高管都记不清 起底北大高材生3万亿金融帝国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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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是近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种种迹象显示，金控集团、特别是民营金控金融将迎来史上最强“监管风暴”。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敲打金控集团，称“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较大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此前，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对金融控股公司也明确表态，严厉指出了一些金控公司存在的问题。有消息人士透露，今年的重点监管就在民营金控，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全面监管已板上钉钉。
【博览财经特稿】肖建华上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是在2017年1月，中国有关部门从他居住了数月、位于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将他带走。据称肖被带走与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开展的金融去杠杆有关，目前已有多名知名商界人士都被解除职务。 FT中文网曾报道称，肖建华现在被扣留在上海，正配合中国当局出售他的明天系所持有的投资，目前明天系持有资产的情况错综复杂，包括多家上市实体、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资产剥离的过程预计将持续3年多。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肖建华及其“明天系”旗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高达3万亿，国内这些年来的任何一位首富都无法望其项背。而据福布斯报道，最新世界首富贝索斯个人净资产达1388亿美元，合8888亿元人民币，尚不足明天系总资产的1/3。 3万亿金融资产遭遇最强监管风暴 明天系旗下资产大部分都属于金融资产，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希望更多的资金能够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资金流向了流动性更容易且利润率更高的金融和地产领域。当前人民币汇率面临美元加息的贬值风险，且国内PPI升高有进一步传导至CPI，导致严重通胀的风险，中国金融领域面临既不能扩大M2，又必须输血实体经济的两难境地。 如果用金融去杠杆的名义要求这些资本派系们还清银行债务，这些巨量资本就能释放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同时，为了防止资本大佬们违规携巨量资本外流，自2016年起中国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以便让更多的金融血液能够留在国内。 金融控股公司是近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种种迹象显示，金控集团、特别是民营金控金融将迎来史上最强“监管风暴”。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敲打金控集团，称“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较大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此前，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对金融控股公司也明确表态，严厉指出了一些金控公司存在的问题。有消息人士透露，今年的重点监管就在民营金控，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全面监管已板上钉钉。 而明天系是民营金控集团当中最显眼的那一个。明天系经过其掌门肖建华20年“搏杀”，如今已构建出一个万亿金控王国。 据新财富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明天系已经控参股44家金融公司，涉足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租赁、期货等，覆盖了金融业全部牌照，其控参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高达3万亿。 从2017年开始，伴随肖建华频传风波，明天系的运作模式也随之受阻。2015年筹划的增资310亿元控股华夏人寿以失败告终，参与瑞福锂业、齐星铁塔增资及股权认购均被迫退出。明天系实际控制的4家A股公司中，目前已有华资实业、ST明科、游久游戏陷入困境，其中，华资实业和ST明科的经营几乎停滞。 前年10月16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特意提到下个阶段中国金融整顿的四个方向：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金和金融控股公司。 试想如果金融控股公司同时掌握银行、信托、基金、券商和产业，那么通过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他们既可以自己在银行募集资金，自己做通道，再经过不同的资管计划实现多重嵌套，这样不花集团控股公司一分钱，就可以让自己的产业部门有充分的现金流。 从明天系不断出售金融资产以偿还银行债务的方式可以看出，监管层正要求金控公司以偿债的方式来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且允许明天系等金控公司以市场化的价格出售旗下金融资产。 实际上，除公告以外，明天系已经有不少金融资产低调的转手了，接管方不少为地方政府和国资背景企业。有知情人士透露，明天系持股的泰安银行已经被泰安市当地的主要企业组成的买方团接手。 明天系已剥离千亿资产 目前，“明天系”转入战略收缩，不仅在多起资本操作中临时退出，而且还频频出售旗下金融资产。据外媒报道，肖建华称今年内或将再出售1500亿元资产以偿还银行贷款。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明天系”版图不断扩大，当年与之齐名的“德隆系”已经消亡，“涌金系”式微，如今“明天系”也走在了收缩的路上。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2017年初以来，“明天系”已累计剥离超过1000亿元的资产。此前，“明天系”相继出让了旗下资产华夏人寿、恒投证券和瑞福锂业，此外还在多起资本操作中临时退出，涉及金额高达400亿元。 明天系的几项主要金融资产已经挂牌出售。一项计划是把明天系所持的华夏人寿保险(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给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而中天金融的控股股东为金世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世旗背后的大股东则是有名的房开商，那就是碧桂园，碧桂园持有金世旗将近25%的股份，成为金世旗最大的股东。 而“明天系”出让的华夏人寿股份价值高达310亿元，在目前所披露的出让项目中所占金额最大。据《财新周刊》报道，华夏人寿的第一、第五大股东北京千禧世豪与北京中胜科技，均为“明天系”壳公司，此次售出股份，意味着“明天系”将失去对华夏人寿的主要控股权。 “明天系”出让金融资产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最难的地方在于明天系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接盘方。去年3月10日，为了完成对华夏人寿的收购，中天金融发布公告称将出售公司持有的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为246亿元，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购买华夏人寿的股权转让款，而这仍然难以解决深交所和市场对中天金融资金是否充足的质疑，至今仍未获得批复。 另一项计划是把明天系所持的恒投证券的股份出售给上市公司中信国安（系中信集团子公司），但这一计划已经终止，因为中信一直无法将更多金融牌照增加到其业务中。 去年5月，明天系的信托资产，新华信托的股权,将由央企中国青旅实业有限公司接手,比例高达新华信托全部股权的约95%。 《财新》杂志上周报道称，明天系还计划部分出售其所持的包商银行的股份。 早在去年3月16日，哈尔滨银行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撤回A股上市申请，原因是内资股股权结构可能发生变动。据多家媒体报道披露，“明天系”通过多家关联公司持有哈尔滨银行股份，股份总计达到25.7%，超过目前哈尔滨银行单一第一大股东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19.65%的持股比例，也超过银监会对城商行单一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持股不得超过20%的规定。有金融行业人士认为，“不排除明天系出售哈尔滨银行股份的可能性”。 去年3月7日，美都能源发布公告称，拟以29.06亿元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简称“瑞福锂业”）共计98.51%的股权，在不久前，“明天系”刚将手中瑞福锂业的股份转让出去。 20年打造3万亿金融帝国 明天系起家于内蒙古包头，系肖建华妻子周虹文老家。20年间，借助资本市场打造的万亿资本王国，明天系“染指”近百家上市公司。 1998年，当时年仅27岁的北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肖建华，通过参与运作地方国企上市、上市，逐步拿下后来闻名全国的“明天系”旗下三家上市公司：ST明科、华资实业及西水股份。 借助华资实业等，明天系的资本动作一路开挂。除上述三家公司外，明天系相继控参股了爱使股份（现更名为游久游戏）、北方创业（现更名为内蒙一机）、鲁银投资、新黄浦、金地集团等。曾经控参股有北控水务、宏达矿业、华锐风电、金风科技、新华人寿、大商股份等，也曾参股H股公司必美宜、首钢资源、中策集团等。此外，重庆亚德科技、甘李药业等IPO公司股东股东也有明天系身影。 不过，与实业公司相比，明天系最为酷爱的仍是金融资产。据新财富统计，截至2017年6月30日，明天系控参股有44家金融机构，包括哈尔滨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天安人寿、生命人寿、新时代信托、广发证券等，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等金融牌照。这些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3万亿元。 纵观明天系染指金融机构的时机，不得不说肖建华确实是一个金融天才。 第一阶段1998年至2001年，第一波农商行改制，明天系入股包商银行、泰安银行。 第二阶段2001年至2004年，A股处于熊市时期，金融业分业经营，明天系揽入了恒泰证券、太平洋、新华信托等一大批证券、信托机构。 第三阶段2005年至2006年，城商行增资扩股潮，明天系入主哈尔滨银行、潍坊银行。 第四阶段2006年至2009年，圈地保险公司，明天系相继拿下天安财险、天安人寿，主控发起设立华夏人寿。第五阶段2010年后，参与农商行改制，明天系入股沈阳农商行及北京农商行。 隐秘的明天系数千家企业 明天系庞大的产业散布于北京、上海、山东、内蒙古、广东、海南、云南等境内多个地区及香港、台湾等境外市场。明天集团人力资源部在内部文件中，以集团总部各部门、集团各平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加以区分。“集团各平台按照专注领域的不同进行细分，都是独立运营，专人负责，几乎每家平台下属都有三四十家公司。”
不过目前可以统计出来明天系曾经染指的公司有近百家之多。 迄今为止，明天系：控股着ST明科、华资实业、西水股份、爱使股份（现名游久游戏）4家上市公司；参股北方创业、鲁银投资、新黄浦、金地集团、农产品、东凌粮油（部分上市公司已退出）7家上市公司；参股必美宜、首钢资源、中策集团等港股上市公司；参股台湾资本市场公司日盛金控。 曾经控股上华投资（现名北控水务集团）、华阳科技（现名宏达矿业）等公司；参股郑煤机、华锐风电、金风科技、合康变频、建设机械、太平洋证券、东方银星、易食股份、宏达矿业、大商股份、同济科技、四维瓷业、第一医药、粤电力、天房发展、新华人寿、天津广宇发展、金马集团、鲁能泰山、大商股份等公司，目前均已退出。 目前还在深交所和上交所排队的武汉中博生物、重庆亚德科技、原力动画、贵州水城矿业、甘李药业等公司也在明天系的参股之列。 上述资产对明天系来说只能算是小钱，真正值钱的是明天系拥有的金融资产。目前明天系仍然控股着天安财险（交易中）、天安人寿、华夏保险、生命人寿、国信人寿；参股了长城人寿、中再人寿、中再财险、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
券商方面，明天系控股了恒泰证券、长财证券（与恒泰证券合并）、新时代证券、太平洋证券、远东证券（已与新时代证券合并），并参股了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 银行资产明天系更是毫不含糊，控股了包商银行、潍坊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城商行；并参股天津商业银行（现为天津银行）、厦门市商业银行（现为厦门银行）、泰安商业银行、包头大众城市信用社、温州市商业银行、宝鸡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大连银行、锦州银行等城商行。其中天津银行、锦州银行已在港股上市，包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大连银行等正在A股或者港股IPO，一旦上市，明天系的市值规模还要再大幅增加。 信托公司作为融资领域的影子银行，一直为金控集团的厚爱，明天系控股了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参股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北京信托等公司。 此外，明天系还控股了恒泰恒货，参股了华闻期货和浦发期货（已退出）。 金融租赁业务，明天系也没有放过，曾参股浙江金融租赁（已退出）、西部金融租赁等机构。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明天系旗下的新财富投资集团、北京赛德万方、安徽合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敏行投资是其贡献度最大的几家PE公司。此外，明天系旗下还有数千家空壳公司，很多公司连明天系内部高管都记不清楚。 明天系控股的金融资产中，最值钱的旗舰银行当属哈尔滨银行及包商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已分别突破 5342亿元及5608亿元，规模在全国城商行中居于较前位置；其控股的旗舰保险公司为华夏人寿及天安财险，二者各自的总资产超过4000 亿元及 3000 亿元，在全国险资公司中属中上水平；其控股的旗舰信托新时代信托，总资产（含信托资产）近 3600 亿元，在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中相对靠前；其控股的旗舰证券为恒泰证券及新时代证券，不过这两家在全国的券商中排序较后。 明天系超级资产版图大起底
近年之内数起大手笔并购，让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为神秘的巨鳄明天系浮出水面。 当许多名噪一时的“系族”企业或衰亡或式微之际，肖建华麾下的明天系却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不仅控股参股以及曲线持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还构建起涵盖证券、银行、保险、信托、期货、PE、基金等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庞然大物，依赖内部严格的保密机制、公关团队、媒体控制等手段，得以长时间隐形。 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其经历不乏传奇色彩。1971年，肖建华出生于山东肥城市安驾庄镇南夏辉村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8岁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27岁成为上市公司华资实业总经理，30岁掌控4家上市公司。 肖建华深谙世界金融史和产业史。他曾说过，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很像摩根时代的美国，即各行各业都呈现出“小、散、乱、弱”的局面，厂商林立，恶性竞争，市场秩序混乱。 这种情况直接危及放款给这些企业的金融资本的安全。20世纪初，金融家J.P.摩根奋起自救，率先出面推动美国的产业大重组。正因为J.P.摩根对美国产业的贡献，产业史上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摩根重组了新大陆。” 多年以来，肖建华一直在寻找做“中国的J.P.摩根”的机会。但与J.P.摩根不同，肖建华的重大并购举措尚待经受追问：“钱从哪来？”
明天系起家于肖建华之妻周虹文的家乡内蒙古。“周虹文家族在内蒙古地区很有能量，加之肖建华善于结交人脉，与内蒙古当地关系搞得不错，借助这些人的力量明天系发迹于内蒙古。”明天系内部人士称。 1996年，明天系的早期舰队开始陆续组建。1996年9月4日，北京海峡恒业计算机信息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丽文，周虹文的姐姐，注册资本金100万元。 1997年4月30日，北京惠德天地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惠德”）成立，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熊伟。1997年6月2日，北京惠德与清华通力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肖建华的堂弟肖卫华。 1997年9月30日，肖建华联合几个人与北大资源集团合资成立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大明天资源”），开始涉足资本市场。其中，肖建华等人合计持有80%股份，北大资源集团仅持有20％股权。 北大明天资源后更名为北京明天科宇科技有限公司，再又改为北京科宇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1000万元，逐步与北大资源脱离关系。该公司成立以来，法人代表亦由钟锡华、刘胜、刘少宇变更为周五云。 4家北京公司成立后，肖建华又在周虹文的家乡内蒙古包头市布局，先后成立了3家公司，这些早期公司大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其中，北大明天资源100%控股的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亿元。北京惠德则在包头成立了注册资本金为1.7亿元的包头市创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其中1.2亿元是北京惠德以计算机设备出资，另外5000万元则以北大明天资源存放在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包头证券交易营业部的5000万元保证金出资。但北京金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却与此不符，该年度北京惠德所有者权益约为574万元，长期投资10万元。此外，1998年12月23日包头黄河化工董事会的公告中披露包头创业注册资本1.2亿元，与工商注册的1.7亿元矛盾。 1999年9月20日，周虹文出任法定代表人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明天控股”）成立，该公司亦被称为“明天集团”。此后，明天控股成为明天系参与股权投资的旗舰。历经多次股权变更，目前法人代表为肖卫华，注册资本金5亿元。 至此，明天系早期运作平台基本搭建完成。明天系通过上述平台先后实际控制了明天科技、华资实业、西水股份、爱使股份四家上市公司，此后又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将整个资产版图拓展至银行、证券、信托、保险、期货、基金、PE、实业等领域。 崛起于转轨期 “肖总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判断非常精准，李嘉诚有次和肖总会面时都曾提出希望看看肖建华曾经写过的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五步工作法等。”肖建华身边人向《第一财经日报》声称。 而肖建华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最终都转换为收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股市诸多政策存在变数，法人股的出路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踌躇不敢妄动，明天系却已经大肆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由于介入早，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价格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这次豪赌让明天系最终取得了不菲收益。 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PE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战略投资者配售一度备受冷落。但上世纪90年代末，二级市场逐渐走出一波火爆行情，明天系通过参与华资实业、西水股份、北方创业等公司获取高额收益，实现了资本的快速增加。 21世纪初，明天系再次踏准了政策与市场节拍，赶上了证券公司、银行、保险、金融租赁公司改制这班车。而明天系在受让这些金融机构法人股中间亦尝到了刻意经营人脉资源的甜头。 明天系崛起期间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彼时，市场其他参与主体信息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本质和特性不够了解，而明天系这类民营资本系族企业因为丰富的人脉资源而拥有更为灵通的信息，并对市场非常敏感，从而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顺势崛起。 研究明天系诞生以来的资本运作手法，会发现在2007年太平洋证券上市后发生了明显分化，逐步从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的投机套利者，转型为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体。形成以明天科技、西水股份、华资实业、爱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交通、能源、媒体、影视、机场、飞机租赁等为核心的实体产业横轴，以恒泰证券、新时代证券、包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潍坊银行、天安财险、天安人寿、生命人寿、华夏人寿、新时代信托等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纵轴，确立了产融结合的构架。 按照旗下资产全部上市粗略计算，明天系控股企业总资产近万亿。由于肖建华本人对明天系的控制主要并不体现在股权上，其个人身家难以评估。 网状股权架构 肖建华为整个集团设计了复杂的网状股权架构。他曾在集团内部表示，与其他形态的公司股权架构相比，网状股权架构是安全性最高的。即便明天集团核心公司遭遇不测，也不至于影响整个明天集团的正常运营。而肖建华、周虹文夫妇主要通过其山东、内蒙古亲属、同乡，北大同学、校友来对体积庞大的明天系进行管理。 在明天系内部按照业务板块均有专业分工，其中，肖建华主管明天系的整体发展战略、部署重大交易以及部分参与对集团成员思想培训等工作。周虹文则主要负责明天系的财务工作，对明天系内庞大的财务部门实行垂直单一管理。 曾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处长的新时代证券董事长刘汝军主管并购工作和协助管理工作。包头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镇西负责明天系旗下银行等机构的经营管理。北大校友莫森、郭锐主抓明天系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明天控股副总裁程东胜、卢广开主要致力于明天系参股或并购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类实业企业的经营。此前，明天系的对外关系开拓和维护主要由赵琛负责，后来媒体公关团队、媒体投资等工作改由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原所长助理、北大文化集团投资总监郭庆涛负责。 在明天系资本运作当中，这种网状结构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上市公司不断成立子公司，旗下壳公司亦不断与上市公司成立合资公司，通过相互交易，塑造高科技概念、调节业绩或者套取、转移上市公司资金。 高度统一思想 “明天集团大而有序，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思想的高度统一建立起一支高效团队。”明天系内部人士透露。 明天系内部汇集了大量来自北京大学等名校的人才，明天系的人才策略是“与聪明人同行；广觅、慎用、勤教、严绳”。还设有青年干部培养计划、人才储备库等，通过内部培训等方法使人才高度统一思想。 除高层诸多成员有着北京大学的学历背景外，明天系对于中层领导的选拔还偏爱任用高校学生干部，中层干部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成员占比超过一半以上。 明天系推崇肖建华总结出来的“五步工作法”：分析事物全过程、花50%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找到突破口、系统运营。“五步工作法”还被写入了《集团工作宪法》。此外，明天系普通员工还需要每周撰写工作周报，汇报工作进展、思想心得体会等。 “初到明天集团，非常不认同它的价值观，但是不久就发现，在当下国情中，明天系的做事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的。”明天系内部人士说，集团的培训也并非外界所谓的洗脑，大家跟着肖建华，主要是觉得他这个人聪明绝顶，又极富人格魅力，白手起家却经营出这么庞大的产业，跟着他能学习不少东西。而且只要成为了集团的核心力量，激励机制也比一般公司要好许多。 “隐蔽+分散” 明天系从诞生之初就显得神秘莫测，外界对其知之甚少。除与“低调”的经营理念有关外，还与其保密制度和倚重公关不无关系。 肖建华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明天集团采用“隐蔽+分散”的战略方针，即尽可能地把明天系的核心成员、产业、公司、主要社会关系等都隐藏起来，对外严格保密，对内各部门间相对保密。 明天系庞大的产业散布于北京、上海、山东、内蒙古、广东、海南、云南等境内多个地区以及香港、台湾等境外市场。明天集团人力资源部在内部文件中，以集团总部各部门、集团各平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加以区分。“集团各平台按照专注领域的不同进行细分，都是独立运营，专人负责，几乎每家平台下属都有三四十家公司。”明天系一位中层透露。 仅以明天系总部所在地北京为例，就分散于海淀区上地创业路8号（以明天控股为核心）、西单华远街鄂尔多斯大厦6层（以恒泰证券为核心）、东三环北路38号安联大厦（以新时代信托为核心）、德胜门西大街56号（以财富联合集团为核心）、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以融通基金为核心）、西三环航天桥（以北大文化投资集团为核心）等多个办公场所内。 以财富联合集团这一平台为例，其下辖三个产业集群，核心公司数目就有10余家。其中，投资产业集群拥有天津财富投资公司等6家核心公司、传媒产业集群拥有北大星光等3家核心公司、房地产产业拥有北京财富联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核心公司。 核心部门 明天系的快速扩张与一个部门密切相关——发展支持部，这个部门历任负责人均与肖建华夫妇关系极近，如刘鸿雁、彭晓东等。 发展支持部掌握着明天系内的所有核心公司的股权关系及空壳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为明天系的收购提供各类注册资本的空壳公司作为投资载体。在新员工入职一段时间后，发展支持部会要求使用员工的身份证进行注册，明天控股集团总部员工大都被以法人代表或者股东名义注册过壳公司。这些壳公司注册、变更均是明天系委托北京中企宏业等代办公司办理手续。 “成为壳公司的法人代表根本无须本人签字，就连中层干部都说不清明天系到底有1000家壳公司还是2000家。”明天系内部人称。 而发展支持部的工作人员给明天系壳公司起名字时，为了重名率低，往往选用诸如泰山祥盛、世纪华嵘、通易新达等四个字的名称。并且会根据需要定期对旗下壳公司进行更名。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不少明天系旗下壳公司有3次以上变更公司名称的记录。 明天系总部还有两个庞大的部门,一个是财务资金管理部门，分为会计一部、二部、三部等，还有资金一部、二部、三部等，而据内部人士从明天系工作QQ群和内部通讯录上了解到的情况，仅出纳就逾百人。 保密制度 明天系从诞生以来就格外重视对外保密工作，2003年6月，明天集团总裁办更是依据原有的零散保密规定制定了文件编号为MT/ZD0102A-2003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保密制度管理办法》（下称《保密制度》）。 保密工作由集团机要工作小组主管。规定8项内容为集团秘密：集团事项和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财务信息，合同与协议，商业秘密，机要通讯、重要人事资料信息、重要人事委派，会议纪要、重要公文、领导讲话，集团技术秘密，其他经集团机要小组确定应当保守的集团秘密。集团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秘密”。 《保密制度》规定，对于“绝密级”的秘密文件，非经批准，不得复制和摘抄；外出递送文件过程中不得办理无关事项；暂时离开工作台和电脑前，应将桌面文字材料收好，将电脑屏幕资料加密；不得使用企业分配的邮箱获取QQ、免费邮件、论坛、游戏账号等；计算机开机密码及电子信箱密码必须认真设定，并定期更改；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需要提供集团秘密事项的，应当按照相应程序经过主管领导批准；不准在公众场合谈论集团秘密，不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集团秘密；发现集团秘密泄露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 此外，在明天系总部上地办公大厦主楼内还装有多部监控摄像机，门禁卡管理也极为严格。 公关团队 除保密制度外，明天系得以“隐形”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庞大的公关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天系内部人士透露，老板自身的简朴与对商务公关活动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肖老板自己吃穿用都很简朴，平时喜欢穿着普通的白边黑帮功夫鞋，经常小饭馆两个菜就对付一餐；老板夫妇平时用得最多的奢侈品也就是一辆开了多年的宝马。” 而员工入职先要经过商务礼仪培训，商务用车的规格、用餐地点都很讲究，送礼出手很阔绰。公司内部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为了开展生意，老板曾经送给别人一架私人飞机，但他自己都没有私人飞机。 据内部人士透露，明天系的公关团队，分为对政府机关和对媒体两类。无论是对政府机关还是对媒体，明天系都是按照不同的机构分配到专人负责。 对政府机关的公关工作是做在前面的，主要是花费时间、精力、财力结交行政机构与明天系旗下业务相关的部门和人员，以备不时之需。明天系的公关手段非常艺术，手中掌握的资源也极其丰富，曾经通过为监管部门人员子女安排学校与其成为朋友。 而成立庞大的媒体公关团队，则与肖建华早年深受“媒体之苦”有关。此外，过多的曝光也与肖氏一贯奉行的“隐蔽”理念不符。 除采用与政府公关类似的公关手段结交媒体各个层面的人员之外，明天系在对媒体的公关中采用多种手段，如从高校招聘大学生进入媒体充当实习生、委派明天系公关团队人员进入特定媒体担任记者、编辑。此外，明天系还通过结交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实现“删稿”、“秒删”、“置换”、“搜索排名后移”等操作，使明天系的新闻从网络上消失。 通过公关团队的运作，明天系提前化解过许多潜在风险，这也让肖建华更加相信“公关”在讲“人情”的华人社会中的作用。 灰色运作 “外界看到的是明天集团到处融资找钱在国内外做并购，看不到的是民营企业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支持的艰难。”明天系一位中层如是解释他们的资本运作。 他说，大银行往往喜欢放贷给国企，支持他们走出去，但海外市场却对国企比较排斥，通过审查的难度比民营企业高许多。同样是跨国并购，明天集团却难以争取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依靠自己旗下各平台协作调度资金，当时间紧、资金需求量巨大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地方。 “很多事情在明天集团看来是金融创新，不过是先走了一步。在国际上，并购只要卖方同意，买方使用融资、杠杆都是很普遍的。再比如注册资本金，在国外，做生意并不要求企业具有多高的注册资本金。更没有抽逃注册资本金一说，但在我国这却是刑事犯罪。”另外一位明天系人士谈到。 但明天系所谓的先走一步却并不为监管层认可。与明天系有关的一些保险公司在保监会眼中就是“坏孩子”。保监会人身险监管部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人士告诉记者，民营企业投机心理极强，与明天系有关的公司历史上屡次违规——国信人寿开业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挪用保费、资本金投资等严重违规事项，被保监会注销主体资格；华夏人寿严重违规，董事长被保监会撤职…… 此外，参照证监会对证券行业 “一参一控”的政策要求，保监会对于同一实际控制人参股保险公司的数量亦有不超过两家这样不成文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司逐步整改，但明天系费尽心机规避监管。与明天系有关的公司中，不少有着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行为。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人士透露，“一参一控”的政策要求、收购证券公司必须自有资金，这都是监管层在吸取了过去证券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教训后制定的政策，以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良性竞争、防范化解市场风险。明天系精心设计、试图突破监管的行为令监管层对其很反感。（来源：中国投行俱乐部（ibankclub） 作者：青羽灵听）
形势分析
本土优势明显 全球没一个地方能承接起中国制造全面转移
【研究员】：wh
目前，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和成本低等原因，东南亚国家是中国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除成本太高的新加坡和以油气为经济支柱的文莱外，其他8个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承接了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十来年前就开始了，只是一直不温不火，中美贸易战迫使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东南亚的那些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工业园，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前往考察的中国企业家络绎不绝，园区的地租、厂房租金也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格。在东南亚的这8个国家中，越南、柬埔寨的热度最高，越南更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战最大的赢家。
【博览财经特稿】自去年7月以来，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陆续出台了几轮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关税措施，到今年5月10日为止，已有2500亿输美商品被征了25%的关税，占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784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占2018年中国2.48万亿美元出口总额的10%，因此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影响面是很大的，这还没算为这些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的相关第三方。 25%的关税，对于多年来深受成本上升之苦、利润薄如纸的外向型制造业而言，是很难消化承受的，一些企业因此选择将产能转移到海外，以规避对美关税上升的影响。然而，在关税低成本低的表象之下，海外设厂还需要进行更周全的考量。 东南亚已经不堪重负 目前，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和成本低等原因，东南亚国家是中国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除成本太高的新加坡和以油气为经济支柱的文莱外，其他8个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承接了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十来年前就开始了，只是一直不温不火，中美贸易战迫使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东南亚的那些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工业园，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前往考察的中国企业家络绎不绝，园区的地租、厂房租金也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格。在东南亚的这8个国家中，越南、柬埔寨的热度最高，越南更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战最大的赢家。泰国、印尼的热度次之，缅甸、马来西亚、老挝、菲律宾紧随其后。 这些国家的共同优势是人口年轻，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基本都50%以上；劳动力便宜，最低工资普遍在200美元以下，缅甸更低至6-700人民币，高的马来西亚是2400人民币，都比中国沿海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低；另外，这些国家要么和美国、欧盟、日本签署了自贸协定，要么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受到普惠制的照顾，出口到美、欧盟、日本等主要市场的商品关税很低或者是零关税。比如越南就加入了CPTPP，也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柬埔寨则受到普惠制的照顾，出口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是零关税。 不过这些国家的劣势也很明显，首先是供应链不完整，大部分原材料要从中国进口。东南亚的服装代工已经做了很多年，有一定的规模，柬埔寨出口商品的7成都是服装。但即便如此，服装面料和一些配件也还是需要从中国运过去。因此，东南亚更适合那些供应链比较短的行业，如服装、家居产品，配齐原材料相对容易，而不太适合电子等供应链长的行业。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电子企业扎堆在越南北部——为了方便原材料从深圳华强北通过陆路运过去。 其次，是劳动力的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程度远不如中国。东南亚的劳动力虽然表面上比中国便宜，但很多工人是洗脚上田，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加上受教育程度普遍有限，导致他们的效率最多也就能达到中国工人的7、8成。而且东南亚的工人普遍不愿意加班，加班一天2小时是顶限，多了给钱也不加，像中国那样为赶工期24小时轮班干根本不可想象。这样综合算起来，东南亚的人工成本优势就没有那些显著了。另外，由于中国企业大量涌入，在越南柬埔寨的局部地方，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工资飞涨的情况。按这个趋势发展，越南柬埔寨的成本优势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因此，离开中国你才会发现，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劳工群体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上亿中国农民工牺牲亲情，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住在毫无隐私和尊严的集体宿舍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重复着简单枯燥的体力劳动，长时间加班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有了这些人的付出，才有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也正是被这么好用的劳工惯坏了，中国老板到了海外，普遍对不肯加班还动辄罢工的外国工人感到很不适应。 第三，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和中国不能比。中国沿海地区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处理能力，东南亚国家根本望尘莫及。在中国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距离，在东南亚很可能要耗费半天时间。现在大量中国制造涌入东南亚，已经导致一些港口出现了货物的积压。还有一些国家有缺电的情况。可以说，东南亚目前的基础设施状况，根本不足以支撑大量中国制造的到来。 第四，一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定，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如越南，2014年5月曾经因为南海争端发生过针对中国企业的暴乱，美的越南工厂等多家中国企业受到冲击；印尼排华的历史臭名昭著，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8年。近期因为总统选举争端发生暴乱，华人也受到波及。还有雅加达市长钟万学的事件，他是一位华人基督徒，在竞选雅加达市长的演讲中引用了《古兰经》的一句话，经人恶意剪辑后上传至社交媒体，并据此指责钟万学攻击伊斯兰教，钟万学因此被判刑20个月，前不久才放出来。 第五，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发展程度比中国低，内部治理上的漏洞比较多，吸引很多中国人到那里开展不法活动，玷污了中国人形象，也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最典型的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那里聚集了大量中国人从事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活动，推高了地价和生活成本之余，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治安，当地人的不满会导向何处？如何化解疏导？是中国人必须要考虑的。在西哈努克港其实有中国人运营的柬埔寨最大的经济特区，但鲜为人知，其风头都被赌博、电信诈骗和各种不法活动盖过了。 美国设厂有可能吗？ 除东南亚外，非洲、印度、美国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制造转移产能的地点。这其中，美国的条件最好，水、电、天然气等都比国内便宜很多，如工业电价，国内普遍在0.8元左右，而美国一般不超过0.2 元；美国营商环境也更透明规范，近年来一些州招商引资的力度也很大，达到一定的雇佣人数会有很可观的税收减免。如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四年内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建造最先进的LCD面板厂，为当地创造最多1.3万个工作岗位，威斯康辛州给以的回馈是为期15年、高达30亿美元的免税和补贴激励。 不过美国的人力成本要比中国贵很多，目前美国各州的最低工资普遍在每小时10美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工人的月薪肯定在2000美元以上，至少是国内沿海地区的4倍。而且由于服务业高度发达，制造业很难雇到人。更麻烦的是，此前多年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的产业链已经很不完整。最近苹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设厂，就发现连螺丝钉都要从中国运来。因此，美国适合那些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能源消耗大、供应链短的制造企业。福耀玻璃、巨石玻璃纤维在美国设厂，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非洲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产能转移目的地，不过非洲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有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相当靠前的国家，也有治安奇差、出门必须带保镖的混乱之地。而大部分非洲国家处在中间的不同位置，它们共有的优势在于离美国和欧洲近，普遍受到关税方面的照顾，做出口的话在海运费、关税方面有优势；人口年轻，不会缺工；工业基础薄弱，内需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劣势同时也很明显：人口虽然多，但教育程度低，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意识薄弱；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腐败横行，电力短缺，供应链很不完整。这些在短期里很难得到改善。 印度和中国一样，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因此被认为有望成为中国之后新的“世界工厂”，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事实上，印度的人多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种姓制度和女性地位的低下，大部分人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外出打工，因此，也有一种说法是印度可用的劳工其实只有一亿人，而且印度的文盲率在30%以上，这样算下来，真正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并不多。另外，东南亚、非洲共有的供应链、基础设施、腐败、市场不统一、缺电等问题，印度几乎一样不少。况且，自去年6月以来，美国和印度之间也爆发了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情形和中美贸易战差不多，最近，美国又取消了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关税待遇。这些都注定了印度成不了“世界工厂”，也无法成为中国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 让内需支撑中国制造 通过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能力承接起中国制造的全面转移。而中国本土的优势仍然很明显：完整的产业链，优质的基础设施，吃苦耐劳性价比高的劳工，政府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和对招商引资的热情。这最终会让中国制造产生分化：一部分为规避关税和成本在海外设厂，或出口或主攻当地市场；一部分留在国内，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还有一部分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顶着高关税继续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市场，但规模会减少。 这里面至关重要的是后两者：大量企业要转移产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是中国制造的最大买主，为了不失去这个重要市场，企业才要千辛万苦去海外设厂。而美国不过3亿人，中国有13亿人，13亿人内需的迸发完全能支撑起高质量的中国制造。而提振内需的话说了很多年，却一直效果不彰；企业要从出口转做内销，同样困难重重。这其中的主要障碍包括：企业家安全感的缺乏、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压、抄袭模仿的盛行、居高不下的流通费用、高昂的租金等等。 而这些同样也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障碍。转型升级并不是逼企业一下就能完成的，也不是必然就能成功。没有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配合，在一部分产能转移出去之后，中国制造的萎缩和空心化，是最让人担心的。（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赵灵敏）
“抢人后”时代 未来中国城市版图格局面临新趋势
【研究员】：wh
武汉的芯片往事也仅仅只是一个时代转身的缩影。安徽合肥的京东方，郑州的智能手机产业以及最新获批的大数据产业，成都的5G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都是与抢人大战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条城市竞争的主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创新产业升阶这种极其“烧钱的冒险”。通过对比全国25个主要辖区产业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有如下发现。北京以30051亿的管理规模在北方树立了一个高点，北方排在第二的是天津6571亿，剩下的大头都被南方辖区上海、深圳、广东、江苏、宁波包揽，在私人投资基金队伍方面，南北方差距尤其明显。
【博览财经特稿】时下的迷茫与焦灼，及国内外的乱局让众人又开始犹豫踌躇，然而资本天生的好鼻子总能闻见金钱的肉腥味。 从4月下旬延续到6月初的土地抢筹，到地方政府抢产业小分队加班加点的招揽名企大咖们入坑，经历过大胆的年代，各自规划的锅都不小，但最终产业的铁锅能分多少肉，看来一切都还得靠抢。 人来了，地卖了，显然戏只唱了一半。 从土地筹码及抢产业大战推演中国城市版图格局趋势 言归正传，今天就从“抢人后”时代，从土地的筹码及抢产业大战中，推演一下未来中国城市版图格局中的趋势。 二季度，合肥、武汉、杭州、苏州、郑州、成都等城市既“楼市小阳春”之后，又出现的“土地一激灵”并不单单是土地财政那么简单，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张楼市下半场的棋局。 今天的下注，已经不是在赌“放水”，而是在押注未来城市二八开的大趋势，从存量和杠杆的逻辑已经全面转为了城市内功硬实力的逻辑。 截止5月下旬，全国50大城市，土地出让金额超过1.37万亿。其中前十五大城市，超过5000亿，马太效应明显。细分来看，开发商们在杭州投下1100多亿，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等14个城市下注超300亿。百亿千亿真金白银的抢筹，确实有点多头们先干为敬的意味。 紧接着我们看到：涨的有点猛的苏州调控升级了，土地溢价再次被行政按住。 全国10个房价抬头的城市被领导关注了。 通州开始对人才减免租金了。 4月份房地产投资数据也开始出现分化，代表着多头预期的新开工面积开始有下行压力了。 于是刚需又开始犹豫，究竟买，还是不买呢？ 忐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 改革过渡期的世界总是不止一个真相。中国楼市的盘子太大，市场真相也绝不止一个，走向分化，走向混沌，正确的抉择越来越难。 有些地方三年未涨，有些地方刚有小火苗就被摁灭了，有些地方自己都不知道是涨了还是跌了，多种信息拧巴在一起。 就像时下每个人的焦虑：盛宴难道就这样不在了？ 关注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体的产业资本争夺战 一直以来，总有人问：这次有什么不一样？ 从历史中走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研究了十几年楼市，经历过三个完整周期，这次和上次上上次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阶段不同，分化的惨烈程度不同罢了。 比起二季度房企的抢地热，我们或更应关注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体接下来的产业资本争夺战。 大家可以想一下，产业资本那个是吃素的，不挣钱，人家谁会跟你玩。“抢人”“抢地”还是旧有的存量思维，或者是弥补经济下行期不足的过渡举措；而新一轮产业资本的硬核儿竞争，才是未来城市所有问题的关键棋。 站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自下而上，我们看到的是个体情绪的杂乱无章；自上而下，我们才能大概率看到历史车轮的大致走向。 从目前工信部定义的新兴战略产业名单：集成电路、高清显示、航空产业、西药制造、汽车研发、互联网产业六大门类龙头企业的现实布局看。
深圳、上海、杭州、北京、武汉的集成电路产业先发优势明显； 高清显示产业著名的京东方布局合肥，鸿海系（夏普、富士康）集中布局深圳、郑州、成都、广州； 航空产业中，上海的中国商飞、西安的中国西飞； 医药制造相对分散，但上海、武汉、成都的先发优势明显； 汽车研发如杭州、宁波的吉利汽车、长春的一汽、武汉的东风系； 互联网产业对于城市的影响更大，杭州的阿里系、深圳的腾讯系，北京的头条系、小米、360、京东等一众互联网头部集聚。 以上新兴产业布局虽然显示的是既有的存量，但先发优势与沉淀必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城市开出什么样的产业之花，恐怕早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都已经奠定了。 昨天、今天和明天，城市掰手腕也会“拼爹”。 武汉芯片往事仅仅是一个时代转身的缩影 2006年，当国内很多城市都在骑着房地产的高头大马高歌猛进的时候，武汉就投资100亿元组建了“武汉新芯”，撒下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火种。 武汉新芯一期湖北省、武汉市投资107亿元，占了当年省内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近十分之一。2012年武汉新芯实现销售收入1.62亿美元，但仍旧处于亏损状态。 十年磨一剑，2016年，清华紫光和中科院微电子所、清华大学合作，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再次投入，自主研制三维内存。同年，总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在光谷开建。次年，武汉新芯才在财务上实现盈亏平衡。 和华为海思一样，也有超十年的亏损历史，也有当中国芯片“备胎”的苦楚。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路没有卖地卖房来的那么简单爽快，但这才是硬核儿城市必须要走的路，因为城市之间产业链的竞争，最终都将汇聚到收入项，而超额收入才是城市一切美好生活的最根本基础。
▲武汉新芯 很俗，但却是大实话。2018年4月26日，决策层视察了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烽火科技集团和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体现了国家对湖北芯片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城市该有的姿态，以前是大拆大建房价猛一窜，以后是什么呢？ 武汉的芯片往事也仅仅只是一个时代转身的缩影。安徽合肥的京东方，郑州的智能手机产业以及最新获批的大数据产业，成都的5G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都是与抢人大战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条城市竞争的主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创新产业升阶这种极其“烧钱的冒险”。通过对比全国25个主要辖区产业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有如下发现。 北京以30051亿的管理规模在北方树立了一个高点，北方排在第二的是天津6571亿，剩下的大头都被南方辖区上海、深圳、广东、江苏、宁波包揽，在私人投资基金队伍方面，南北方差距尤其明显。 从侧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中西部也在产业争夺中表现积极，但资本和产业的存量和先发优势上看，未来中国产业创新的中心仍然是聚集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头部城市群，其它城市群会有自己的细分特色，但扮演的角色依然是主动依附和配合助攻。挣钱这件事，中西部中心城市以后脸皮要厚，身体要主动。
△图片来源：基金业协会 近几年，中西部地方政府为应对私人产业基金的不足，几乎在抢人的同时，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吸引创投基金的进驻。 武汉市出台促进创业投资健康发展意见； 西安市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聚创投机构的意见； 郑州出台《郑东新区私募基金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等等。 除了引进增量私募基金之外，2015年之后，地方政府自己也是挺身冲在最前面，政府类产业投资基金最近几年可谓是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 2015年政府产业基金目标规模增长近5倍，2018年基金目标规模更是突破12万亿，这些钱将用到哪里？那些城市产业将受益最大呢？ 或许城市化上半场杀出来的“4+15”优势格局（北上广深+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郑州、西安、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依然会延续。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长期的产业基金的静默期，突然从2015年之后就爆发了，这是一个国家全面拉开产业突围的信号，也预示着未来地方政府之间产业争夺战的激烈程度。 5月20日，长三角协同发展产业基金第一期募资近百亿； 成都瞄准高端产业布局，设立110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 杭州设立300亿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投向生物医药产业； 2017年，郑州设1000亿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基金，201年设立100亿大数据产业基金，并迎来甲骨文数据库的落地；…… 如果说空口无凭的话，那么真金白银加老大带头硬钢算不算真实的发令枪呢？有人说有钱砸不出来高科技，也有人说，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债务和杠杆带来的是周期性的“三年猛一窜”，而聚焦科创产业收入的逻辑下，房价的曲线将与名义GDP增长相吻合。 大多数人的命运裹挟在“自上而下”的趋势里。 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已成最大共识 所以关于中国楼市的下半场，戏该怎么唱？关于2019年下半年，普通人该如何面对波云诡异的楼市？关于极度分化的楼市，超额收益该如何淘？ 为什么说中西部强二线在未来5年内可能会表现更加抢眼？为什么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片区开始出现涨价秒清和降价滞销的分化？为什么未来相当一部分标的会因为失去流动性而被清出市场？……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不是趴在电脑旁、坐在办公室就能够弄明白的。不在一线摸爬滚打，根本没有话语权。 2019年，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处于阶段性的震荡期时，我们应该敏锐的察觉到中西部中心城市依然还存在“未吃干吃净”的红利，六稳要用，经济的韧性要用，过渡期，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已经成为最大的共识。 从3月-5月，一直在一线，从粤港澳大湾区年度报告的发布到辗转重庆、成都、武汉、郑州、长沙、合肥6个中西部重点中心城市，我们发现，僵化的书本和网络喷子们从来都是离真相十万八千里的。 楼市还能折腾几年？从年初到现在，中西部个中心城市那个表现最亮眼？一线城市高端人群回流中西部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哪些区域？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中西部各个中心城市分别都处于什么阶段？ 2019年渐近一半，有些城市刚需上车的时间窗口也不可能一直敞开，试错的成本越来越高，选错的概率也越来越大，你已经错不起了。（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菌爷）
多维观察
千万别碰未来将失去流动性的房子
【研究员】：wh
每一次大宽松，全国各地房价都会随之上涨。普涨行情之下，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偏远郊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会上涨，几乎所有人都能在账面上赚得盆满钵满。不过，这些上涨，只是股市里的浮盈，只是博彩里的筹码，能不能拿出来才是关键。拿不出来，没有流动性的，浮盈从头到尾就是浮盈，没有多大意义。极端一点，如果遭遇温州式的厄运，出现踩踏事件并非不可能。
【博览财经特稿】黑龙江鹤岗，以“收缩型城市”著称。这里的房子均价不足3000元，一套房子总价最低仅为几万元，不及北上深一个卫生间。即便房价已经白菜到如此地步，竟然还是卖不出去。 2011年前后的温州，房价一度赶超北上广，然而一场民间借贷危机迅速将这个城市打回原形。 当时的温州，是炒房团最大的发源地之一。当民间借贷危机爆发，资金链断裂，所有资产价格都不足以维持，变卖房产就成为唯一的拯救之策。越是急于变卖，价格越是向下滑落，温州房价从最高点一度腰斩。
泰禾地产，2017年中国楼市最大的“地王收割机”之一，土地储备相当亮眼，然而2019年的今天，却面临着抛售资产、断臂自救的困局。当年辛辛苦苦拿到的地王，现在只能低价抛售以回笼资金。究其根本，负债高企，回款缓慢，现金流无法清偿负债，同样是流动性出了问题。 这三个案例，都指向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现实：任何资产，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它的价值就会迅速退化。任何资产，无论当初的价格吹的有多高，只要无法兑现，最终都是废纸一张。无论对开发商，还是炒房团，抑或普通购房者，这个规律都适用。 鹤岗并非极端案例 什么是流动性？简言之，变现能力，兑付能力，持续撬动杠杆的能力，将资产变现为现金的能力。 房子失去了流动性，指的是有价无市，没有交易，任何价格、任何浮盈都只是空中楼阁；指的是无人接盘，无论是对城市前景还是资产前景产生疑问，只要没有人再来接盘，那么原有的价格就难以为继。 黑龙江鹤岗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下行，收入增长缓慢，出生率下滑，人口持续外流，即便有棚改货币化的刺激，但当地的楼市仍然激不起一点涟漪。当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前景产生疑问时，自然会对这个城市的所有资产都打上问号，房地产必然首当其冲。 本土刚需群体支撑不了，外来的接盘侠不看好，这里的房子就失去了流动性。即便当初房价曾经攀上5000元的高峰，最终也会被抛回地面。 鹤岗并非极端案例，在全国有N个如鹤岗一样的收缩型城市。经济收缩、人口外流而住房供应过剩，即便目前楼市看起来依旧火热，即便新盘的开盘热度一日甚于一日，但只要未来没人接盘，所有的价格都只是空中楼阁。
每一次大宽松，全国各地房价都会随之上涨。普涨行情之下，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偏远郊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会上涨，几乎所有人都能在账面上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这些上涨，只是股市里的浮盈，只是博彩里的筹码，能不能拿出来才是关键。拿不出来，没有流动性的，浮盈从头到尾就是浮盈，没有多大意义。极端一点，如果遭遇温州式的厄运，出现踩踏事件并非不可能。 哪些房子未来将失去流动性？ 第一类是没有二手市场的区域。没有二手市场，就没有交易套现的可能。二手市场过于羸弱，新房想要进行变现，就会存在极大困难。 符合这一特征的，一是绝大多数的县城。县城新房供应井喷，未来棚改拆建带来的新增库存又会蜂拥入市，这种地方很难产生二手房市场，有的话，也只会集中于个别区域。 二是二三线城市的远郊区。这些远郊区，既无地铁线路流经，又无政府部门迁移，更无强势产业导入，教育、医疗配套同样一塌糊涂，更无法用于出租来回笼资金，这种地方也不会有二手房市场。 第二类是非商品住宅及小众需求的房产。这包括商住公寓、小产权房、军产房、车库、非热点城市的旅居地产、缺乏更新及改造可能的老旧小区，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房产。 这些房子的流动性本身就不如商品住宅。在楼市上行期，这些产品还会有人追逐，如果楼市进入横盘乃至下行周期，商品住宅尚且难以维持原来的价格，遑论这些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的另类资产？ 第三类是政策锁死的流动性。这一轮楼市调控，不再只是用限购限贷来控制供给需求，而且引入限售来控制流动性。限售从2年3年到5年不等，限售越久，房子的流动性就越弱。
值得注意的是，限售一般是从拿到不动产证开始算起，由于预售制度的存在，从购房到交房拿到不动产证往往需要一到两年时间，这些时间与限售周期叠加，导致房子被锁定的期限长达4-7年。 在楼市上行周期，所有人都还能耐心等待。但楼市一旦出现变故，想要套现却无法套现，想要退场却被强行按在其中，这必然会加剧资产持有的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如果现金流难以为继，整个资产配置都会出现危机。显然，限售周期过长的城市，一定不要轻易炒房，现金流必须要跟上。 未来十年比房价和升值空间更重要的是安全性和流动性 相比于房价，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房子的流动性。如何判断一个城市的房子是否有流动性？这里有三个指标： 一是空置率及出租情况。空置率可通过亮灯率来观察，而出租情况则可通过租赁市场来判断。租金回报率过低的区域，甚至租都租不出去的地方，流动性必然成问题。 二是看市场真实供求规模。小产权房存在法律风险，商住公寓变现成本过高，军产房涉及的纠纷更加复杂，这些房子都相对小众，难以经受楼市周期的折腾，抗风险能力太弱，市场一旦转差，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三是看二手房成交情况。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随着土地资源开发殆尽，二手房市场未来将会取代一手房市场，有天量新盘供应但无对应二手房市场的区域要谨慎。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既有一手房市场又有相当规模二手房交易的区域是首选。 请记住，房子是不动产，且是动辄涉及数百万乃至上千万资金的不动产，甚至是许多家庭靠六个钱包才能支撑起来的不动产，丝毫都疏忽不得。还是那句话：未来十年，比房价和升值空间更重要的，是安全性和流动性。（来源：国民经略 作者：凯风）
社会透视
大时代环境下的缩影 深圳裁员潮下的中年危机
【研究员】：wh
在深圳这座热闹匆忙的城市，不但有着马化腾、柳传志、任正非们，更多的是像余峥这样为了公司生存而坚持而努力的创业者，像我这样为了换取家人更好生活而不断挣扎向前的普通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坏运气，也许不是我们的原因，而是大时代震荡造成的结果。我们所有的遭遇，不过是这个大时代环境下的一个缩影。对比起那些盛大的竖立或者崩塌，我们这点遭遇太普通，根本不值一提。没人会注意到一个在深圳荔香公园大榕树下坐了两个多月的落寂孤独的中年男人。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下半年，就不断爆出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从大公司到创业公司，几乎无一幸免。这对那些在一线城市拼搏了10几年的中年人很不友好，尤其那些还背负着上百万房贷，月供过万的中年人。 近日很多网友在论坛里吐槽，人到中年遭遇裁员潮，降薪、失业、房贷压力大让他们喘不过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人到中年，究竟是年龄的尴尬，还是高房价下还不起月供的尴尬？ 文中被采失业者介绍：男，40岁，失业前为深圳某设计公司设计总监。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上三年级，小女儿刚满一岁。有一辆麦凯瑞，一个月供八千的房子。 交房子首付后一个星期失业 2018年的端午节，我们家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在孩子出生前一个多月，刚刚去东莞把新房的首付款交了。我跟太太的工作单位都在深圳会展中心附近，但在我太太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从福田搬到了龙岗。同样三房的出租房，龙岗要比福田便宜两千多块，这能给马上就要降临的老二买两个月的奶粉。 为了不再让老二像她姐姐一样为了上个学各种折腾，一咬牙在东莞定了套三居室。东莞房价对比深圳房价，就类似于龙岗租金对比福田租金，虽然国家出台各种调控政策，但龙岗房价依然要四五万一平。东莞只要两万出头。 有朋友为我惋惜，说这样将来只能在东莞定居，成为东莞人了。在深圳拼了这么多年，放弃这座大都市太可惜。我打着哈哈说：“从来就没属于过，又何来的放弃？要说放弃也是这座城市用它的高房价抛弃了我们。” 在交房子首付后的一个星期，我就失业了。 之前我工作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在创业板上市的设计公司。按道理应该过得潇洒滋润，完全不用担心前途与钱途。因为资本市场的钱实在是来得太容易了。不过老祖宗的话一定要时刻牢记于心，比如居安思危。 世上不止笔直的路是骗人的，太顺的路也很容易让人摔跤。你不知道未来的路上究竟是埋的彩蛋还是就单纯挖了一个坑。 不久前投案自首的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任期间，加强了各种对资本市场的严管，并讲出了“面对资本市场的野蛮人、妖精我不能坐视不管”的知名言论。他投案后再回头看，这些话都沦为了笑柄。 人间事，经不了多少回头望。我们的母公司当时撞到了枪口，成了被严查对象。短短时间内各种泥沙俱下，墙倒众人推，资金链全部断裂。 我们公司主营业务是程序设计，老板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虽然没有走得多快，但贵在踏实稳妥。2015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了一个投资人，在这位投资人的牵线搭桥下跟一家上市公司展开了合作（也就是给我们投资的这家母公司）。 后来跟我们的老板聊天，他说资本市场的钱太不好拿了，烫手烫脑。他们给了你一个硕大无比的泡泡，并且这个泡泡是彩色的、阳光一照光芒万丈的那种。但你不知道这个泡泡什么时候会破，而且也不会知道会通过怎样的方式破。 他说唯一的好处是过了一把有钱人的瘾，过了一把做什么决定不用太多考虑成本的瘾。 谨慎不代表没有想法，我们老板是个善于思考、想法不断的人，很多想法在没有跟这家上市公司合作之前没有付诸实践不是因为执行力的问题，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启动资金，或者说怕一把把自己给梭哈了进去。钱壮怂人胆，钱更壮老板胆。在钱的作用力面前，是不太分阶级与层次的。 2015年之前，我们公司三五十人。跟那个上市公司合作后，短短时间内扩张至两百多人。现在母公司暴雷，可以预见的大范围裁员开始了。一个月的时间，公司从两百多人锐减至五十余人。被裁的不止普通员工，也包括几个公司中高层。 我那段时间正忙于迎接第二个孩子的降临，也频繁朝东莞跑，为了新房的事情奔前忙后，所以并未太过关心公司的各种变化。同时，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也还是有信心，我们做设计的，拼得是硬实力，就笃定自己不会在被裁名单。 所以，当我收到我的直属领导、同时也是公司股东之一的余峥，谈论有关我离职的微信时，有一点懵。 跟余峥相识12年，共事10年，因为配合默契，基本已经处成了哥们。他给我的微信留言也没有考虑措辞，就直来直去，说目前公司遇到困难，几个股东工资全部减半。他不忍心让我减半，跟着他们几个负责人承担现在的困境。“我是公司老板之一，必须跟着公司共存亡，但不能要求你跟着共存亡。共荣行，共艰难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谁都要养家糊口。你看看要不要另谋出路。” 让我心存感激的一点是，他留言里说考虑我现在刚有了二胎，又新买了房子，如果有困难，就再在公司干一个月，薪酬不变。 我说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下。那时，刚刚交了房子首付，手上并无多少存款。原本余款应该更少，还是老家的哥哥姐姐和老妈赞助了一笔购房款，才让手头宽裕良多。 本来我说自己钱够了，不用麻烦他们给我凑。但我姐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买房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兄弟姊妹不帮忙拿一些似乎缺点什么，好像这个时候不帮衬一下就不太像一家人。 哥跟姐拿了十万，老妈还给了两万。老妈没有经济来源，她的钱基本都是我们兄弟姊妹三个每年的赡养费和平日给的一点零花钱积攒下来的。 但我姐劝我收下老妈的钱。儿子买房，当妈的拿一些钱，就会觉得自己尽了当妈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证明自己还有用，还能帮上孩子一点忙。 老母亲自己也讲，说老爸还在的时候就打算过，要在我买房的时候赞助一点。“以前觉得两万块很大一笔钱。后来钱毛了，想着怎么着也能买个厕所。现在看是一平方都买不到了。”老母亲讲的时候，自顾自地讪笑。 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很鸡毛蒜皮又实打实地发生在每一个普通家庭里。 这也是为何我不管不顾各种压力要生二胎的原因。我想给老大留一个伴，除了情感依靠，将来遇到事的时候也有商有量、有帮有托，不至于形只影单、孤勇相抗。 尽管接下来的压力很大，考虑到自己的存款还能撑一段时间，又出于朋友角度不想让余峥难为，三天后我回复他就做到月底就好。 那个月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打包各种要带走的东西，余老板到我办公室，说老二马上要出生了，先把份子钱随上，然后硬塞给我一个公司几位股东凑起来的红包。红包鼓鼓囊囊，拿在手里特踏实。 很多时候，越是相熟的人，话就越是不能朝明白里说，否则就显得假，特矫情。当时我打着哈哈说钱收下，酒欠着。心里清楚他们是怕我没工作了压力大，帮我顶一下。在此一并谢过。 成年人心里可以藏太多事表面又可以做到若无其事 我没有把失业的消息告诉我太太。在失业前的几个月，一次跟客户部的老周聊天，说起相识的一位圈内朋友夏总。夏总是深圳某知名设计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老周说他刚刚丢了工作。不过他没有跟家人讲，每天早晨准时拿着公文包离家，到了晚上七点左右又准时回家。整个白天时间就呆在咖啡馆里。 老周说不太理解。我也不理解。上学时候看《开往春天的地铁》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工作没了不跟女朋友讲，每天来来回回坐着地铁瞎转悠。我现在理解了。 我太太之前在一个文化公司做文案，赚的一点钱也就是供着自己零花。怀老二7个月的时候，跟公司协商离职了。家里的支出基本只能靠我一个人的工资。 本来又是买房又是临产的各种事情挤到了一起，我怕再把失业的消息跟她讲了后让她寝食难安、心火伤身。本身自己又有一些大男子主义，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男人扛着，不能让跟着的女人担惊受怕。就这样硬是瞒了几个月没被发现。 一个成年人的心里可以藏太多事，表面又可以做到若无其事。我每天早晨跟上班时候一样的拿着电脑出门，然后开车去一个距离家较远的地方。因为距离近了容易被发现穿帮。 最初选择了一家离家十多公里的咖啡馆。因为自己晕咖啡，所以只点茶水，这倒无形中省了钱。上午一杯20元的红茶，午饭就在旁边的快餐店解决，下午又是一杯20元的红茶。 我没有投递简历，就跟两个关系走得特别近的朋友讲了自己的情况，让他们帮着看看有无工作可介绍。到了我这个年龄段，要不就很厉害，要不就很不厉害。而这两种人都不太受用人企业待见。太牛的角色企业怕用不长久，或者用不起；太差劲的又几乎等同于废物与闲人。 倒是原公司老板到处帮我联系，四下推荐。熟人推荐的好处是知根知底，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局部美化，重要的是不用像普通应聘那样面对重重关卡，可以跟用人企业的直接负责人对接。 但对于一个中年人而言，人生会凭空多出很多关卡。就像找工作，聊得倒是热火朝天，一到实际要不要去或者要不要录用就面临各种纠结。我纠结的在于薪酬、平台位置、未来发展方向，对方纠结的在于年龄、付出与产出比、是否做得长久。聊到最后的结果基本都是先加个微信，然后看看有无可能从项目合作开始。如果项目有得赚，就按照比例分红。这就像“改天请你吃饭”一样，基本属于遥遥无期的事情。但我还是要感谢余峥他们几个，因为他们本可以不用操这份心。 以前的综艺节目是一周看一期，那段时间在咖啡馆里一天看七期。也是那段时间知道世界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世界了。作为流行文化的风向标，通过综艺节目能看出很多门道，包括社会的价值观、生活取向、人们的趣味所在、年轻人的成长方向等等。女的越来越刚硬、男的越来越阴柔并不是我的最大发现，最大发现以及让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娘炮们竟也粉丝者众。理解不了与看不懂也让人焦虑，觉得有被抛弃之感。 失业第四十天 失业后第一个月的花销超出我的想象。有工作有固定收入之时，你可能不会太在意一些小的开支；而当你不工作的时候，没有进项来抵消出项，金钱的流失速度将远远超出你的预判。 为了节约开支，20的红茶换成了凉白开，午饭也尽量控制在20元以内。能不开车就不开，这样可以省下油费和停车费。 去的那家咖啡馆服务还不错，拿一杯白水就可以坐一天，没人赶，也没人故意在你面前转悠朝你翻白眼。但坐的时间长了我自己都过意不去，总觉得服务员扫地，或者把杯子弄得叮当响是在暗示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在咖啡馆什么都不点，就干坐着办公。那时没有任何不适与不自在。现在就多了小心翼翼。 失业会让一个人自卑很多。失业第40天的时候，我不再去那家咖啡馆，场所换成了荔香公园。 公园的好处在于人多，尤其是闲人多，我混在其中不会很显眼。场地又大，不会动不动就莫名其妙把陌生人变成了熟人。在那家咖啡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但服务员成了熟人，经常去的几个客人也都互相脸熟，见面都会点头致意。我一个中年大叔，整天坐在里面不消费，又总是被这些人看见，自己都觉得脸红。结果后来在荔香公园也经常遇见熟人。 我还是没有把失业的事情跟太太讲。每天依然是按照上班的节奏出门与回家。她也没有怀疑，唯一的疑问是问我怎么最近回家这么准时，不再加班了。我说最近公司没什么大项目，轻松一些。 荔香公园中心区域有一棵大榕树，树冠奇大，覆盖了一大片树荫。我几乎每次去都坐在那棵大榕树下的椅子上。因为没有开源，只能想方设法节流。早上去公园的时候买六个包子，早餐两个，午餐四个，然后再买一大瓶矿泉水，早午饭的吃喝就解决了。 车是彻底不开了。我跟太太讲这是医生嘱咐让我尽量不开车。正好几个月前的体检报告说我有轻微脂肪肝，医生建议少开车，多运动。 年轻的时候，很瞧不起体检，觉得既没必要又浪费钱。35岁之后由瞧不起变成了不敢瞧，唯恐查出个肿瘤或者什么什么晚期来，置我们的小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中间也尝试过学着电影里演的那样去地铁里消磨时间。坐了两天我就受不了了。人多又挤，空气又差，本来心里就压抑，再去那样一个狭小空间里长时间的呆着，憋出内伤不说，会对未来的人生彻底失去希望。所以说，电影里都是骗人的，至少在深圳这座城市，失业后不适合去地铁里消磨。 在荔香公园呆的时间长了，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有拿着名片的人来给你推销各种东西。公园里闲人居多，会大大提高推销几率。产品五花八门，各行各业都有。我总结了后发现：做国珍的居首，然后是卖保险的，再之后是各种做直销的以及卖中老年保健品的。其中一个国珍推销员，几乎每天都会遇见。到后面就很尴尬，以至于老远看见了都要互相躲着对方。其实主要是我尴尬，我躲。一个壮年，每天在公园闲坐闲晃，自己都不好意思。 期间还跟一个卖人寿保险的成了微信好友。他说自己刚从山西老家来深圳没几个月，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先从保险干着。“一直没事干心里很没底，发慌，做点事还踏实一些，不会东想西想。”他说已经卖了两个月保险了，一份也没卖出去，吃饭和房租都成问题。 尽管他很可怜，我也不会成为他的第一个客户。因为我也很可怜。不过我没有像面对其他推销那样直接拒绝，还是相互加了微信，并告诉他如果后面有保险需要就找他买。 自己年轻时候也做过地推，做过陌生拜访，只要能够让客户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就会欣喜若狂，好像这一单马上就要成了一样。谁都不容易，给一点鼓励和希望也是好的。 失业第60天 在我从咖啡馆转移到荔香公园半个月后，接到在珠海工作的一个远方堂弟电话。他说自己失业三个月了，焦头烂额，苦不堪言，觉得有点撑不下去了，想要打道回府，回老家发展。 堂弟之前在珠海某银行工作，既体面工资又高。2017年辞职出来创业，经过一年多的折腾赔了个底朝天。此时，之前工作的银行已经回不去，新的工作又各种不匹配，一晃悠就过去了三个月。 堂弟2016年在珠海拱北买了一套两居室，月供四千多。女儿三岁，面临上幼儿园问题。他说之前上班的时候，四千月供毛毛雨一样，女儿的各种培训班费用、买玩具的钱也都不正眼瞧一眼。“但这三个月里，每天都心惊胆战，惶恐不安。房贷以及家庭的各种开销像山一样压在胸口。所有在之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被放大，情绪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发脾气。” 堂弟要我帮他出谋划策。我在详细了解了他的处境之后发现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多是职场空窗期的心理问题和情绪管理问题。找到症结，各种疏导、劝解与利弊分析。三天之后，堂弟说通过之前工作单位的领导疏通，又回到了以前的银行，不过要从柜员干起。他长舒一口气说先干着吧，总比一直吊着好，“那会让我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很没用。” 在堂弟说回到银行干柜员的时候，我正坐在荔香公园那颗大榕树下读闲书。劝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各种可能性与预设方案摆的清清楚楚，大道理与现实性结合的恰到好处。到自己就不灵了，依然在各种选择里面纠结。所以说唯一活明白的时刻就是劝人的时候。 中间也不是完全闲着。期间经余峥介绍，认识了一个做APP的公司老板，相互加了微信。闲来无事翻看他们制作的APP时，随口提了几个页面设计的小建议通过微信发了过去。结果那人就让我帮着把他们整个页面的美化规范一下，并让制作几个示范。然后直接支付了五千块定金。 本来就是自己擅长之事，同时又没有上班，两三天就做好发了过去。没几天他又支付了五千块。 一万块，平日有工作时候看不大上眼，但在失业期间，就是一笔巨款。 后来一直不知道我做的那个东西，那位哥们有没有用上。也没有深交，就放心把一个事情交付给我，付钱又痛快。人在困境的时候，受到一点照顾，哪怕仅仅是一点点信任，就很容易感怀涕零。深怀感激。 这样的一些小单还有几个，让人难过的是一万块是最大的金额。主要问题是靠这些娟娟细流的进项，远远抵不过开闸放水一样的支出。 此时已经进入失业后的第三个月，除了股票里的一点钱，银行存款只够支撑三个月。还不包括不可预见的支出。但对于我而言，好像只够坚持三天了一样，焦虑、不安、惶恐如终日，各种负面情绪充斥在身体里。 人也颓废到不行，如果那时有人在荔香公园遇见过我，一定会觉得如丧家犬一般。 那个国珍业务员已经很多天没有看见了，卖人寿保险的年轻人也回了山西老家。他说钱都花完了，还是跟朋友借的钱买的返程车票。余峥他们暂时度过了最大的难关，但仍在为了公司生存而努力挣扎。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日子仍要继续。 人到中年会不由自主变怂 在这几十天当中，也不是没有工作机会，在我计算了一下每个月的支出后，选择了婉拒。我们四口之家每个月的可见支出大致如下： 房贷：8000 生活费：2000 家庭日用品消耗：2000 养车：1000 老大的学费、课外培训费、两个的营养费：3000 两边家族特殊日子的礼金、同学朋友人情往来礼金：2000 家庭备用金：2000 所以必须每个月的薪酬大于两万才会考虑，等于都不行，因为过日子又不像做计划列表那样提前安排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冒出一个需要花钱的事情来。但在给我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司里，最多的一家也就开到两万。大家的说辞几乎一致：以你的资历、经验以及能力，远远不止我们给出的这个价钱，但是没办法，这几年大家都不太好过，实在给不出太高薪酬，要不你先干着？ 我不能先干着。明明知道入不敷出，即使去了做不了多久又会退出。这样折腾于人于己都不好。既然老天爷不肯赏打工的饭吃，而现实又逼迫赶紧找份事情做，罢了罢了，干脆创业得了。 关于创业，之前自己也试过，但都以失败告终。那个时候尚未成家，没有任何压力，创业也是以玩票居多。败了也不怕，大不了从头来就是，反正有的是时间。成立家庭之后，尤其有了孩子，但凡有朋友拉我创业，断断拒绝。即便是当年刚毕业时候的一个老领导、后来出来自主创业成功的大侠兄，在喝酒的时候拿“没有一种活法是不冒险的！在我看来，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拿着一份死工资才是最大冒险”的鸡汤灌我，我都没有从。 哪敢啊我，这可是拿整个家庭的安稳日子去赌，风险太大。我不能置家人于危险境地。人到中年，会不由自主变怂。 也不要讲什么拼一下也许就成功了之类的片汤话。十年前DM杂志火的那阵子，我也办了一份，每周带人去华强北向各商铺赠阅。其中一个小编辑觉得不可理解，因为我们的杂志是半月刊，但为何要每周去赠送，这不是送重复了吗？我拿那个时候在华强北开店卖电脑的一个店铺老板的话为他解惑：“华强北这个弹丸之地，每个星期倒闭五百家公司，每个星期又新开业五百家公司。” 创业者前赴后继，基本九死一生。不过这一次不同，再不想办法三个月后就是绝路。受全民创业政策的恩惠，公司成立很快，并且在孤注一掷的努力下，小半年后也慢慢步入正轨。当然过程没这么轻描淡写，累得跟狗、憋屈得跟孙子一样的时候大把，中间也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也不一一列举名字了。一切铭记在心。 所有遭遇不过是大时代环境下的一个缩影 我有一个自我疗愈的方法，就是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常常会自说自话。那一段时间我对着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再怎么狗娘养的日子，再怎么难熬的艰难，都会过去。也必将过去。 回头看，在不到一百天的失业当中，并没有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许多苦都是自找的。其中最难的当属对家人的隐瞒。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对家人讲自己失业的事情。我会坚持一点：有一些苦，必须要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来扛，家永远是提供安全感的地方。 人们常说深圳养少不养老。我觉得深圳是不养闲。短短几十天，几乎让我到了崩溃边缘。现实虽未到末路，但心理总有末路穷途之感。觉得自己无能无用，无为废物，严重不自信和自我怀疑。这对失业者的打击最大。 在深圳这座热闹匆忙的城市，不但有着马化腾、柳传志、任正非们，更多的是像余峥这样为了公司生存而坚持而努力的创业者，像我这样为了换取家人更好生活而不断挣扎向前的普通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坏运气，也许不是我们的原因，而是大时代震荡造成的结果。我们所有的遭遇，不过是这个大时代环境下的一个缩影。对比起那些盛大的竖立或者崩塌，我们这点遭遇太普通，根本不值一提。没人会注意到一个在深圳荔香公园大榕树下坐了两个多月的落寂孤独的中年男人。 但是，当一万个、十万个普通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是否依然还是普通？ 人在落难的时候，会变得敏感。会剔除掉很多厉害关系，简单地以好与坏、善与恶来判断遇到的人与事。我遇到的永远是好人多。咖啡馆没有撵我的服务员是，那些点头致意的陌生人是，地铁里提醒我不要睡过头坐过站的中学生是，荔香公园里提醒我不要丢了电脑包的拾荒老人是，即便是那些拿着小卡片到处推销的业务员，我也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 他们只不过是努力地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来源：马桶好读（Jiujiangguojia） 作者：花名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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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7 08:45:39
